张五常：广州是我观察内地的窗口

　　

■张五常的四部著作依次为：《中国的经济革命》、《中国的前途》、《狂生傲语》、《卖桔者言》。

　　推荐语：港星中还有别样一个人——张五常。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风北吹的同时，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内地的名声迅速超越学术圈，并每隔数年大红大紫一番。曾有

女大学生说：我们喜欢张五常就像喜欢周星驰，看张五常的经济学

散文《卖桔者言》就像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而张五常和中国经济改革精神及实质的关联，绝对不输现代青年与《大话西游》之联系。

　　他自认为是深解邓小平的：“邓老推出一国二制，其原因似乎有二：一、安定港人；二、要香港继续繁荣，作为大示范，他曾说国内不妨有一百个香港。”

　　于是，立身香港，经济自由表率的香港，张五常以狂放之姿和惊人之语，指点江山。这中间，广州常常成为他观察内地的窗口。

　　■个人档案

　　张五常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张五常教授著作甚多，求学之时，就凭一本《佃农理论》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返港后，以一系列用中文下笔的专栏文章在华文世界取得广泛的影响，代表作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等。其近年来下笔完成的三卷本经济学著作《经济解释》，2005年年末更出版英文学术文集《张五常英语论文选》。此两书，被认为是集张五常平生学术功力之大成、也将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乒乓球、摄影、书法、写文章及艺术收藏方面皆有可观。

　　1982年，中国要开放了。以产权与交易费用研究已获相当大成就的张五常离开美国回到香港。他说这是他一生最成功的选择，“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借着《卖桔者言》的非凡传播力，张五常的声名始播于内地。而后，有关经济制度运作的“很多很多的解释文字放了出去”（见张五常自述《求学奇遇记》），两度晤见中央领导人，并向高层领导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等人。再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动作之后都隐约传来他的声音，比如有关产权转变、价格管理、外汇管制等等。

　　他开始了对中国“用心”的人生阶段。这一过程中，广州一次又一次成为他观察的窗口。

　　1979年，张五常到广州会见长姐。他曾多处描述：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所到之处，满目疮痍，那时候广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没有灯，市场上连一只鸡蛋都买不到，只几天之行，我知道国内的大概情况。就此动笔著文，推断“中国会走今天见到的路”。

　　1985年11月，美国《时代》发表邓小平专访。张五常随后特地到广州跑一趟，发现“广州市民的勤奋所带来的经济进展令人震惊”，于是撰文《与邓小平商榷》，对邓小平所提及的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等主张进行分析。

　　如今，张五常已定居深圳。关于经济，张五常看好内地。他现在常说：“那个时候，香港是帮了内地很大的忙。今天是倒转过来，内地帮香港。”

　　最有希望的中国就是现在

　　很多人都难忘这样一个场景。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张五常穿黑西装、黑皮鞋、戴黑领带，带着也是一身黑装的太太，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鞠躬、磕头。

　　中国没有一位经济学者像他那样爱谈邓小平，而且均是赞美——“两百年来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可以打100分”。

　　记者：1997年，邓小平逝世时，您带着您的太太，一身黑装，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鞠躬、磕头，您想表达什么呢？

　　张五常：我是做学问的，我知道历史，我应该去向邓小平鞠躬。你们回顾中国历史，会佩服邓小平。

　　我在1981年时就写得非常清楚，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接着我在1983年、1984年时说中国改革是不会走回头路的，你们大概记得，我在1984年时说的，200年来，最有希望的中国就是现在。

　　记者：对邓小平主导的中国经济改革，你打多少分？

　　张五常：100分。满分。还没有改革好……还是100分。他75岁开始改革，做了十多年，还没有做完就退休了嘛。虽然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给他个A＋了。

　　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两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他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因为他18岁就是党员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明显他是没有私心的，是为了国家好。

　　记者：您评价邓小平，说他是中国200多年来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所谓“思路最清晰”，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五常：他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方向。他知道只有鼓励每个人尽力使自己先好起来，整个社会才能好起来。这是他一贯的思路。如果你仔细研究1979年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他采取的每个行动，都是朝着经济自由化的方向迈进。考虑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坚持并且大力实践这一思路，是需要气魄的。

　　这个思路和老子，以及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的思路一样古老，但只有邓小平一个人做得到。他在政策的先后秩序上可能有错，配套可能有错，但在大方向上未曾错过，这是难能可贵的。

　　关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一定会惊诧于邓小平开动的这个大工程，即使这个工程大约只完成了70%，还有30%是法律秩序、垄断利益等棘手问题。

　　自由行帮香港翻了身

　　“外汇管制非去不可！”张五常二十多年来不断地说。

　　最近他常举这样的例子：当初迪斯尼在上海与香港之间选择，最后选了香港，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内地的外汇管制。对于一个争论已久并有意无意被模糊掉的问题，他肯定地提出：上海会赶超香港。因为上海日出比香港早一小时，上海会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上海与香港相比有许多管制，但还有那么多资金要进来，比如微软、通用。

　　这个例子，在他看来，是香港和内地关系的一个缩影。也是他所理解的邓小平所说的“香港要做大示范”的内容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般人认为香港对内地的主要贡献，是替后者赚取外汇，而当时张五常就提出：在中国改革制度的过程中，香港在信息上所能做出的影响力，可能比贸易合作更重要，“香港闪着一点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他关于“大示范”的另一见解。

　　记者：今年香港回归十年，您对十年的变化有什么感觉？

　　张五常：还没回归的时候我就说香港会有大麻烦。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要吃最后的晚餐，开始搞那些不伦不类的制度。香港的医疗制度全都改了，教育制度一塌糊涂，香港的一个大学生，政府每年要津贴20万港元。这怎么搞的？假如不是中国内地推出自由行，香港可能到今天还翻不了身。整体而言，回归是好的，香港跟中国内地是互相协助的关系，当年内地的发展如果没有香港的帮助，不会做得这么好，今日如果内地不帮助香港的话，香港亦会出现很大问题。

　　记者：20年前，您总在说香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现在您还这么认为吗？

　　张五常：那个时候，香港是帮了内地很大的忙。今天是倒转过来，内地帮香港。

　　记者：您认为香港奇迹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五常：香港位置好。而且，内地很多精英都去了香港。

　　记者：你认为香港最辉煌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张五常：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香港协助内地的开放改革，因而赚到内地的钱。

　　记者：你在香港出生，年少时曾返回内地，后来又曾到美国留学，取得美国国籍，你觉得香港、美国，甚至是你现在居住的深圳，哪里才是你的家？

　　张五常：我想是中国，因为儿时我在广西的时候，我向往的那些田园景色，农民的生活至今仍然存在。当然我也很眷恋西湾河一带，例如：柴湾和筲箕湾，但现今已面目全非。

　　至于在经济知识、西方文化、艺术方面，我欠美国很多，因为没有美国的教育我就不能走出来。

　　香港方面，我在港大的十多年差不多是我平生最不愉快的日子，因为我早已说清楚只做学术研究而不做行政工作，但后来却因为制度问题要兼顾。不过港大的职位让我可以得到有关中国改革的第一手资料。

　　记者：你是否享受现今在深圳的生活？

　　张五常：我现在的生活很好，太太经常陪伴我，而且有数之不尽的朋友来探望我。

　　我现在的问题是跟时间竞赛。我把所有经济知识积累到65岁才开始写那三本《经济解释》，到67岁才完成。之后，我又用了很多时间整理文章和摄影，一口气出了7本书，至去年亦整理好了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

　　■语录

　　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

　　关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一定会惊诧于邓小平开动的这个大工程，即使这个工程大约只完成了70%，还有30%是法律秩序、垄断利益等棘手问题。

　　香港跟中国内地是互相协助的关系，当年内地的发展如果没有香港的帮助，不会做得这么好，今日如果内地不帮助香港的话，香港会出现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