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欣：学会从当事人角度考虑案件

　　■新快报记者 曹晶晶/文 李小萌/图

　　推荐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牢牢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基础上。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为根基，与内地的制度截然不同。由此，回归后，对香港的法律史和法律研究一度成为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尽管制度没有优劣之分，有些制度是学不来的，法制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内涵也不相同。

　　香港普通法制度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本身也一种进步，一种对法律文化多元性的尊重，是“一国两制”的成功的体现。然而，在香港和内地一体化的同时，两地的司法制度有没有融合的可能？

　　作为毗邻港区的内陆法的“先行者”，广东法官首当其冲地成为率先“吃螃蟹”的人——2002年，广东省高院和香港大学开始了合作，由港方代培一些熟悉和掌握普通法的广东法官。交流后的法官们如何看待两地法律差异，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法律意识是否产生了变化？

　　近日，本报记者与在香港大学学成归来的广东省高院法官苗欣对话时，他感叹回来之后再和同事讨论案件时想法总是不同。

　　■个人档案

　　苗欣

　　35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199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高院。1994年起在省高院担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2003年公派至香港大学攻读普通法硕士。2005年获得硕士学位。

　　我们是一群新来的“老”学生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讲讲广东省高院为什么选中了你？

　　苗欣（以下简称“苗”）：我是省院赴港学习的第二批学员，之前已有五名同事去学习了。当时院里制订了一个遴选办法，就是英语考试。我1993年就已经毕业了，重新拿起书本背单词很吃力，要和与我们一起参加考试的新生代年轻法官们包括2002届毕业的研究生们一起同场竞技，非常不易。最后在全省两级法院中选出22个人，其中省高院去3个。

　　记：刚去港大的时候感觉如何？

　　苗：香港是一个环岛而建的现代城市，港大坐落在太平山的两区山腰，傍山临海。我们的宿舍楼简直就是一个小联合国，住满了亚非美各国的学生。我们和一般的港大学生不同，已经离开学校多年。再次回到校园里，和普通学生的年龄相差很大，一群“老”学生得重新住学生宿舍，感觉既新奇又亲切。

　　记：港大的教学和内地的最大的区别在哪？

　　苗：就法学院而言，港大实行案例教学方法，我们上小课时就是以案例分析为主。总的来说，比较注重应用与实践。港大还有一种时事论坛，类似我们广州的羊城论坛，每期一个主题，邀请港区各界嘉宾参与，完全是开放式的，讨论的话题一般都是时事热点问题，有时候会遇到我们称之为民主派的人士，由于我们的身份较为特别，与普通在校学生不同，就算想发表点不同意见都有顾虑。

　　此外，我们的年龄比普通大学生大很多，再加上全程英文教学，学习压力自然很大，说实话，多数时间还是花在学习上了。港大有很多学生社团，很遗憾，我们都没有参加。

　　老师教我们独特的法律观念

　　记：在港大的学习对你们有什么启发？

　　苗：学的内容和内地完全不同。考试内容也完全不同。上课分讲座和导修课。导修课一般是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发表自己对案例的看法。这种教学非常有用，可以让法官在接触案子的时候，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考虑，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对于这种教学方法一开始我们都很困惑，觉得这个案例怎么能没有标准答案？这是长期受内地教育的结果。其实在港大学的专业知识回来后很少能用得上，但是老师教给了我们一种独特的法律意识、一种公平正义的法律观念，还有观察事物解决问题的方法。得承认，从那时起，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法律意识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并且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后来和同事讨论案件时，我的同事总会问你想的怎么和我们有点不一样？

　　港区法官素质高思想意志独立

　　记：感觉香港法官和内地法官有什么不同？

　　苗：法官这个职业在香港地位高，待遇高，法官的素质也高，很多内地法官比不上。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首先是法律制度使然，港区的司法是独立的，法官个人的思想、意志是独立的，只听命于法律；其次，内地与香港分属不同法系，不同法系对法官个人素质有不同的要求；第三，内地和香港毕竟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即与我们所谓的国情有很大关系；第四，香港法官的遴选、任职待遇和离退休制度也是非常成熟完善的，法官在制度上有保障，这使得法学界最杰出的那部分人士希望而且愿意去做法官。

　　香港法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判决书写得很好。在研究具体案例中内地实行的是合议制，我们有一个合议制的工作规程，香港不实行合议制，案件如何处理完全由主审法官做主。因此，他们的判决书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判决书的结构、推理方式都比较严谨，论述充分。法官在判决书里可以旁征博引，既可以引用判例，也可以引用主流学术观点。而我们内地法官作出的判决书大都是千篇一律。当然，我们也不要求在判决书中体现个人风格，因为我们是以一个审判组织的名义作出判决的，不像香港法院的判决书，只有法官的个人签名而没有法院的公章。在回广州之前，我们为了研习、模仿此类风格的判决，还把实习老师2001－2003年期间所审理的案件判决书复印了厚厚一摞带回来。

　　香港司法成本不是我们能承担

　　记：有人说内地和香港的法制发展程度相差太远，你怎么看？

　　苗：有些制度是学不来的，而法制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内涵也不相同。制度层面的问题我们不便评价，因为，有些问题不是我们能够解决得了的。但我个人认为制度没有优劣之分，但在贯彻落实制度当中的差别可就大了。内地实际上也有很多好的制度，但贯彻执行制度不得力，比如我们的公开审理制度就执行得不够好，执行难的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多数情况下，你可以批评但不能假罪于制度。

　　记：那您觉得内地应该在那些方面改进？

　　苗：我们要改革，目前可以先从微观层面去变革。我回来之后，不断提醒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我们法官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每天有没有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做好每件工作，争取裁判结果能够更好地符合人民大众对司法的信任、对公平正义的期许吧。

　　此外，香港的司法成本非常高，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就能用掉200多万港元，不是我们现在的国情能够承担的。

　　香港法官对内地司法制度不感冒

　　记：能说说香港对内地法制的看法吗？

　　苗：我感觉内地的法官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有比较大的兴趣，但香港的法官对内地的司法制度没什么兴趣。他们对内地法制不太信任，比如香港实行三审终审，终审法院判决具有绝对权威。对内地两审终审之外还有一个审判监督程序就不太理解。港大老师曾经安排我给海外班学员们讲过一堂课，定的题目就是“内地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问题”。

　　记：你认为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司法制度有融合的可能吗？

　　苗：我认为两大法系没有完全融合的可能，相互借鉴彼此的制度倒是有的，尤其在国际法领域，两大法系相互借鉴学习的趋势比较明显，比如联合国在制订《国际货物买卖公约》时就是这么做过。再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一个地区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法律制度，没什么不好啊。香港普通法制度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对法律文化多元性的尊重。换句话，就是“一国两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