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中山大学影响我一生

　　推荐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倡导，国学热渐成燎原之势，各类学者筑坛，经典心得出书，甚至三岁小儿也着儒装，俨然一副旧式子弟模样，正襟危坐读起了《三字经》、《弟子规》。

　　在这喧嚣背后，有一位白发白眉、清矍智慧的耄耋长者，他少年早慧，以清净无为、专志于学，心无旁骛而思维活跃的气质，以数十年如一日求“阙”穷追，甘以有限探无涯的治学精神，尽享文气“熏蒸”，深入书海翻波寻知，在文、史、哲、艺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他著作等身，他荣衔无数。他开潮学之先气，立足于香港，游学于世界，以深厚的学养和独绝的治学方法，使古老的中国文化焕发生机。

　　我们不得不沉静下来，认真思索这位“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劝学中的一句话：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谁能设想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一个曾家财万贯的富家公子会甘心钻进一个世人认为无趣的胡同里，毕其一生之功苦寻生命的皈依，独守对中国文化的血浓于水的痴情。

　　家学很重要

　　记者（以下简称“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没有家学，就没有您今天这样渊博的学问？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是的，我15岁以前已经培养了这个基础，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

　　我的学术发展是因为我有

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家学。我有四个基础是直接来自家学的：一是诗文基础，我是跟父亲、跟家里的老师学习的。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

散文；第二是佛学基础；三是目录学基础；四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在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下，我从小就养成了独特的学习习惯和方法，这对我以后做各方面的学问研究很有帮助。

　　记：您本人是不是私塾教育的成功例子？

　　饶：其实我不像有些文章说的那样“连小学也没上过，完全是无师自通”。我上过正规的初中，代数和英文对我以后治学都很有好处，而且我学每样东西都有老师的。要做到像王国维那一代人那样的学贯中西，旧学底子很重要，现代学校教育也不可缺少。

　　学问在于积微之功

　　记：您从5岁开始接触学问，到现在80多年，这过程中会觉得枯燥吗？

　　饶：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种求知欲征服了我整个人，吞没了我自己。我觉得搞学问是一种乐趣。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

　　敢于否定自己

　　记：要说您学术之“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例如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等；治楚帛书之第一人；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据说您身上这样的“第一”有百项之多！

　　饶：现在是一个制作模型的社会，但我制作了自己的模型，我不想跟着别人走过的路走下去。

　　记：好些人说您是奇才，写的东西多，出手快。迄今为止您已发表专著六十多部，内容字数以千万计！

　　饶：其实我写文章也很辛苦的，靠忍耐，靠长期的积累。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举例说，前几年发表的《郭子奇年谱》，那是我20岁时写的，50年以后才拿出来发表。

　　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像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

　　要去功利心

　　记：您的一生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经商，为什么终生痴迷学问矢志不改呢？

　　饶：佛教讲求一个“定”字，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和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记：如今这个年代或许不太适合搞学术研究，商业化的侵袭，功利心态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您的字在拍卖行一字敌万金，画值数十万、上百万，可您一直深居简出，淡泊名利，非常难得。

　　饶：商业对文化的确是一个挑战。现在书画家很少知道“墨谑”的情趣，他们扳着面孔作画，只看着钱，书画家要回归到“艺术本源”上去。

　　与世界汉学结缘

　　记：我们认真研究了先生的学术年表，又去作了一些对比，感觉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不像国内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一心做学问。所以想请先生谈一谈看法，就是学术环境对于一个学人的重要性。

　　饶：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上世纪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中国隐文化最好

　　记：您认为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哪个国家水平比较高？

　　饶：这个我不批评，我不得罪任何国家。我有一个基本条件，看你能不能写中文。我们在英国，用中文写的汉学论文，他不发表，要求用英文。为什么要求我们的汉学一定要用英文写？这不公道嘛，没有道理嘛。

　　记：您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饶：我觉得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与中大的渊源

　　记：能说说您同顾颉刚先生，同中山大学的交情吗？

　　饶：顾颉刚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

　　记：当年您好像只有十几岁。饶：我18岁。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我年轻时邹海滨（邹鲁，前中山大学校长）请我。那时地方志研究方面，北京是第一位的，它是首都所在；中山大学是第二位的。

　　记：这么说中大是您起步做学问的地方？

　　饶：这个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所以我很感谢中山大学，感谢那些方志。顾先生是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他也不知道我是多大年龄，其实当时我十几岁。这时我同顾先生都还没有见过面。

　　著书盼回归

　　记：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地方在修典。

　　饶：这个我知道，我在里面做顾问。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一个经，一个藏，要整理。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和谐的观念，这个很好，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

　　记：您是如何保持自己自由、独立的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去开阔自己的思维及眼界，以便跟上时代的发展、社会进步？

　　饶：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

　　我一直期盼着香港能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一篇文章《宋王台赋》能体现我当年的心情。

　　记（笑问）：香港还会出现像您这样的国学大师吗？

　　饶：肯定会的，肯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