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共台湾地下党员遗骸

　　【周末报报道】 -本报记者　陈璐　实习记者　沈勇兵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雨，落在台北的街头，打湿了多少门前的店招和亚热带的红花绿草，打湿了行人手中的雨伞和眼神中的彷徨。

　　“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一片河边的坡地，空旷而荒凉。当朱枫和其他三人被押下车的时候，随行的摄影者又一次按动了快门，留下了本书主人公就义前的最后形影。

　　“朱枫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罩深蓝色毛线上衣。襟边被抓住她胳膊的行刑队员的手掠到了身后，淋湿的旗袍紧贴着她修长的身体，颈脖上和毛线衣的肩头都缠绕着一道道勒紧的绳索，额前和耳边的发丝也已有些凌乱……

　　“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枫。”

　　以上描述出自作家冯亦同的作品：《镇海的女儿——朱枫传》。

　　有一位老人，一直不愿意阅读这段文字，她说这里的每个字，都能轻而易举地敲碎自己的心脏，她就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1950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党人，是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和他的联络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又名朱枫)。

　　49年后，台湾著名记者、民间历史研究者徐宗懋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并在台北向公众展出，在台湾引起巨大的轰动。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刊出徐宗懋的这批照片，并取名为《战争后的战争》，披露了这段历史。随后，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辗转多方，终于与徐宗懋取得联系。

　　3年后，徐宗懋接受了朱晓枫委托的一项“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寻找朱谌之的遗骸。

　　今年“七一”前夕，记者见到了朱晓枫。年近八旬的老人刚刚做完胯部手术，躺在床上休息。提及母亲，老人硬是打起了精神，跟记者娓娓道出了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母亲印象

　　见到徐宗懋提供的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母女俩最后一次团聚，是在54年前。

　　“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叫陈悼如。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

　　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朱晓枫对母亲的全部印象。

　　“母亲出生在浙江镇海的一个富贵的大家族，我则恰好在‘九·一八’那天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陈姓生父是沈阳兵工厂的工程师，在我一岁多时就亡故了。乱世里，母亲带着我回到了浙江老家。那个时候，她开始参与抗日活动，唱歌、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做救护工作。我小时候总看见她忙忙碌碌，但是她的性格，却又是非常沉静的。”

　　这对母女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总部设在福建的台湾少年团。

　　这是抗战期间，由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著名儿童抗日团体，在这里，朱晓枫一呆就是6年多。1945年底，台湾光复，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登上了宝岛。

　　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3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而那时的母亲，已经从一个热心抗日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个经验老到的地下工作者了。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闭口不谈政治，彼此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在老师的影响下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朱晓枫对于她和母亲的一些话里有话的对白记忆深刻。

　　“一天，我带一个朋友回家玩，母亲等来客走后，问我，‘这人是谁？’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母亲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面来。’我马上明白，母亲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我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苏北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

　　1946年5月，朱枫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谁知这竟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随后，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

　　“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并不整天想着把儿女护在身边，但是她为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也许她是考虑我留在她身边实在太过危险，在牺牲之前，她就曾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都很思念我。我记得她因为工作被派到香港去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便又想办法让人带回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所满意的朴实无华的样式。”

　　“解放前夕，她本来可以回到上海跟家人团聚，但临时接到任务，要她去台湾。那段时间，她亲情流露，先后给我写了3封信，慨叹‘人非草木’，希望能与我见面，但始终未能如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格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

　　“母亲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海轮，不知道那时她心中，是否已有预感：此去台湾，凶多吉少。”

　　1951年，朱枫在台北牺牲一年后，已经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这个如今已经两鬓斑白的老人，只能在母亲留下的少量书信与照片里回忆母亲的温存。这种失落怅惘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成淡淡思绪，直到看到徐宗懋发表的那张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