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高考阅卷：不强调规范更看重天赋

　　2007年4月初的一天，美术老师鲁秋(化名)坐车来到了广州大学城。这天，他被安排参加广州美术学院(以下简称“广美”)“创意速写”的阅卷。

　　广美体育馆已被严密封闭，鲁秋一到场，就有负责人安排他进入馆内。此时，近3万张考卷——每张都是8开纸大的创意速写，已经整齐地躺在地上，被初步排列成不同水平的得分“阵营”，等待阅卷老师的“裁决”。

　　“点秋香”的有广美各个院系的领导，即将退休的老教授，新入校的教师，素描或速写的权威……三四十人手执两三米长的竹竿，三五成群，指指点点，如鱼儿般在满地的画间穿梭。

　　鲁秋知道这次创意速写的题目是“早晨”或“交流”：考生们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半小时内构思并描绘出这个主题——什么是早晨？什么是交流？艺术类专业试没有ABCD那样的绝对答案，分数，只取决于阅卷老师们心里的那杆秤。

　　鲁秋在篮球场里上下走动地看着，不时挥动一下手中的长竹竿。一个老师要把某张摆在60分的画移到65分，需要跟4个以上的阅卷老师达成共识，再请武警代劳，讨论或争议时而发生。一天下来，一个阅卷老师手上的长竹竿，往往要舞动上百次。

　　二三十年前，广州美院每个系每年只招二三十人，但扩招之后，考生激增，招生人数也增加了数倍，于是整个美术高考的阅卷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用广美油画系前主任杨尧的话来说，从各院系的“手工作业”，变成了举校参与的“流水线式资格认证”。分数与才华的关系，已经越来越松散。

　　八十年代阅卷有多美

　　1983年，湖南人杨尧36岁，作为广州美院油画系副主任，跟另外两个年轻老师商量“改革开放”：搞一个教学试验班，从招生到教学，全部都是三个人说了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化、艺术思潮正纷纷涌向中国，让一代年轻人心潮澎湃。杨尧向当时的油画系系主任徐坚白争取“自留地”，动机很单纯——打破过去一元化的教学限制。“我们满脑子吸纳新鲜血液：无论他来自南方或北方，无论他是具象还是抽象，无论他是古典还是后现代，只要他水平够，都有进油画系的机会。”杨尧说。

　　杨尧等三人的想法获得了系里同意。那一年，他们便自行出题、阅卷。“以前哪有这么多(阅卷)监督。考完试，几百套画拿过来，我们就三个人私下拍板，最后定下十几个。”追今抚昔，杨尧不无感慨。

　　他还记得，现在油画作品以六位数论价的孙洪敏，当年因为家庭不允许她学美术，几乎进不了他的班；但杨尧认为她潜质优厚，便亲自上门，好歹把孙的父亲说服。但今日已经不同于往日，阅卷老师与考生的考前接触，都会被视作违纪。

　　“那叫手工作业，”杨尧已经退休，仍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白衬衫，怀念伯乐相马的浪漫岁月，“(那时的)考卷摆在面前，比现在的感觉是要亲切一点。”

　　杨尧说，恢复高考后，艺术类里美术最热，美术类里油画最热，招生比例长年是一比十，是艺术类著名的独木桥。一些从外面考进广美油画系的人，并不知道他的作品、气质、风格，在他应付高考考卷以前已被油画系了解——“艺术成就需要天分，而天分，是需要人，而不是某权威或某机构给套标准答案就能发掘的。”一个不愿具名、参加过多年阅卷的阅卷老师解释。

　　1988年，广美的招生评卷工作从系里转向学院化，同年，杨尧出任油画系主任，成为往后多届油画专业招生必然的阅卷者。一些通晓阅卷内情的熟人，慢慢学会了托关系，找门路，希望他打开方便之门。杨尧并不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但他每次都会先向来者强调：“走后门进艺术门，很可能是害了孩子。”在他眼中，这些特殊的孩子和那些痴迷美术、连考连败的人一样不幸，“艺术始终要讲天赋。譬如跳舞要讲身材比例，唱歌不能五音不全，画版要讲审美能力，即使你再勤奋，甚至通过特别途径进了学校门，最终结局还不是干些与艺术无关的事？”

　　艺术“流水线”

　　杨尧1988年出任油画系主任时，陈麟(化名)，现任广美某系副主任，才18岁，刚刚考进美院附中。他是那种典型的“顺风顺水”的广美人：附中毕业，顺利考上广美，1992年毕业后又留校任助教，被视作美术界的青年明星。

　　陈麟至今参加过近15年的阅卷，并在去年成为广美某科加试阅卷组组长。在他看来，阅卷的规模是每年有增无减，“过去各院系季节性地组织招生命题、评卷，现在是学校常年有办公室统筹。”尽管如此，阅卷标准却未降格，比如速写，,“要看人物比例，画面布局构图技巧，表现技巧，主题表达的创意。”

　　不过，面对数万份外行人看来无甚区别的作品，阅卷老师受到的考验，不止“审美疲劳”那么简单。所有参加阅卷的老师，不会被交代“标准答案”，但必须承诺不徇私舞弊，而在广美正门对面，就有数家商业画室，公开向路人挂出往届画室弟子入院考试的“战绩”，吸引学生付费、搞考前突击。

　　广美已经明令阅卷老师不得与外面的画室发生关系，但有的画室会向学生暗示自己与美院的关系，也有些人试图邀请陈麟到画室、培训班“开讲座研讨”，为的是得到一点点阅卷者的口风。

　　如今，广美的阅卷程序已经告别了三五人内定的“手工业时代”：第一步初评，把所有卷随机分成若干组，每组由随机安排的若干老师进行初选，分成不同分数段的数叠，并由武警不断运送到特定场地摊开展示。第二步复评，这些被摊开展示的画卷，由所有参加阅卷的老师，分组在场地内自由浏览、“钓鱼”，一旦有5位以上老师达成某共识，就可以将某张画卷在不同的

分数线间移动(由武警代劳)。第三步复审，主要是系领导及组长们对一些仍有讨论空间的画卷作鉴定。第四步终评，学院、招生办等也参与其中，所有及格的画卷最终会得到一个分数。

　　讨论甚至专业争论几乎会发生在每个环节。尤其是在色彩试卷复评时，因为对颜色的判断主观性更强，一个喜欢暖色调的老师可能会和一个喜欢冷色调的老师“大干一场”。“其实这是好事，”陈麟说，“几十个人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你想给大家公认不好的人打个好分数，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在现场把一堆专业人士说服。这比暗箱操作难得多！”

　　特工式的寻找

　　陈麟很强调阅卷的公平，不修边幅的陈侗对此也很认同，但更愿意把自己形容为“特工”：“想减少麻烦，知道你身份的人越少越好……而且，你要从考卷上揣度，画画者到底在想什么？”

　　陈侗是广美国画系的老师，从2002年至今看了5年速写的考卷。在广美，很多老师都能参与素描、速写等试题的命题，试题们集中到题库里，到考试时才知道用谁的。不过，陈侗形容速写的命题原则很简单：“出一个情景，譬如早晨、运动的词，其它不作要求，比语文作文还要‘虚’一些。大家都会想些方便全世界发挥想象力的题材，譬如你不能叫大家画‘做爱’，不仅是因为伦理道德的问题，也是所有人是否都有经验和感悟的问题。”

　　少设框架的题目，为的是考验考生们的创造力。2006年，素描的题目是要求写生一幅三个人在一起的图，阅卷时，陈侗发现有张卷子只画了两个人。对于一般的考试而言，“严重不符题意”当斩立决，但陈侗发现这幅画虽然少画一人，表现出来的技巧、构图和比例却很优秀。“我想，是不是他有自己独特的考虑？”特立独行是未来艺术大师的必要气质，但这一回是不是考生刻意恶搞？阅卷老师围在这幅画前，反复地看，反复地揣摩。

　　这幅画最后从不及格提到了70分。陈侗说，每年都会有类似的例子让大家斟酌。

　　“艺术标准在心中。我们不能像高考那样压制学生的创造力。我们不强调规范，要的是天赋。”为了找寻天才，陈侗们经常要做“抢救工作”——从初选、复选为不及格的卷子中反复地翻，期待眼前一亮——“兴许还能发现应该打高分的卷子呢！”

　　陈侗说，每年，他们在考卷中发现的天才，并不一定就是那些95分以上、或许还出自画室培训的考试尖子。天才的创造力无法，也不能用分数去判决。在几位新老阅卷老师看来，尽管现在考生增加了许多倍，但天才的数目，以前每年会发现二三十个，现在，这一数目依然没有变化过。

　　陈侗阅卷多年，已在卷面上见识过若干枪手。“有的人，(现场)先帮自己画完，偷偷帮别人代笔，第2张的笔速明显比第1张快得多，因为他必须先花时间画好自己的，再匆忙帮别人；也不排除男朋友‘舍己为人’先帮女朋友画的，但两张画交上来，一样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当然也有例外，陈侗记得有次阅卷，老师们发现有三张画酷似无比。难道是枪手作弊？一顿考场外的秘密调查，发现原来是某画室“统一训练”所出——寻找创造力的绘画考试，也被人学会标准化应付了！

　　陈侗和杨尧，还有一些美术老师，都对记者提起了艺校教育的担心。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因就业去读设计等热门专业，另一方面，以数倍增的学生涌到大学城，冲击着从招生考试到教学的艺术精英培训传统。个性、人文素质、创造力……这些未来大师的气质，也越来越难在考生身上寻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