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良：希望政府发挥策略性推动作用

　　主持人：在十年当中，“一国两制”由构想变成生动的实践，这十年“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你有什么基本的看法？

　　张炳良：我觉得在80年代的时候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跟今天是不一样的，当时是想怎么样在一个国家概念下可以维持香港跟国家其他部分不一样的制度，但是我觉得经过20多年到今天，大陆跟香港在很多方面其实发展方向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济贸易方面、在文化社会交流方面，今天也很难说是怎么样，当然法律和体制方面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分别。所以今天可能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应该从以前好像两个制度分得很开，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的心态应该慢慢转过来，就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但是这个目标可能都一样，香港也朝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两制的看法应该是互相加强、互相促进，来推动两制的发展。

　　主持人：您觉得应该通过沟通、互相促进加强两制发展，并不是两者的割裂？

　　张炳良：对。两制目前还是有区别，但是区别不应该等于割裂，同时我觉得从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国本身也是越来越有多元面貌的，所以你可以从香港看到中国一个面貌，从中国其他城市看到其他地方的面貌，这对整个国家内涵应该是一个更有利的作用。

　　主持人：有报道说世界其他国家的政要也在学习中国“一国两制”的政策，希望对他们国家实际问题解决有帮助。作为一个研究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的学者，您觉得香港这十年“一国两制”的实施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

　　张炳良：我想最主要的你要在一个国家实行不同制度，当然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制度有没有一些基本上的矛盾。在制度性区别之外，还有这个包容性是怎么样。我觉得从回归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两制还是比较良性、比较和平共存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同，这也反映出过去几十年不同的传统和观念，双方都应该多一点了解对方，来打破一些矛盾。因为假如两方面都比较强调自己是怎么样，可能有时候会对对方的了解不足。但是我觉得在过去十年，在互相方面是做得不错，基本上现在香港人去大陆也越来越多，从内地到香港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假如用回归之前当时的眼光看未来，我看到现在实际上发生的应该比以前估计的要好很多。

　　主持人：您也曾表示说要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您所看到的香港核心价值是什么？这十年有没有变化？

　　张炳良：我是在2004年跟一些朋友发表了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当然我们提出这个价值，不一定说香港在每一个核心价值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有些可能也有一些不足的，但是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时候，社会反映非常好，这也显示香港人也有一些共识的，都共同重视这些核心价值的。同时这些核心价值也不一定当时是香港重视，我觉得在很多其他社会也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基本上这些价值都是受到尊重的，但是有些时候会担心一些核心价值会不会受到一些冲击，比如说有关法制方面，我一直觉得香港法制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回归之后，因为出现有一些情况下全国人大要解释基本法，所以当时香港也有一些反映，这会不会影响香港法制，但是现在回头看香港法制还是挺健全的，香港社会也自由，没有太多干预，所以我想核心价值香港还是保持的不错。

　　主持人：有人认为

　　张炳良：这个我也是同意的，我自己也是主张我们应该从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思维走出来。积极不干预是70年代港英年代提出来的，当时它提出来也不是一个不干预的概念，因为之前真的是一个不干预的概念，但是70年提出积极不干预，积极性来理解这个不干预，就等于说有需要的时候政府还是干预的。70年代政府推行公屋、大力推行教育发展、医疗等等，其实都是在干预这个市场的，所以当时是用比较务实、积极一点的态度来重新定义以前港英不干预主义。

    在90年代回归之前，当时港英政府已经说积极不干预这个表述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政府的角色，所以港英政府已经比较少说这个表述。但是在民间、在工薪阶层方面还是用这个表述。所以很多时候政府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个推动作用，香港回归之后，政治心态、方方面面也对政府有多一点诉求、多一点要求，政府在这个环境也不能用一个很简单的不干预就可以办好政府，反过来可能政府需要积极一点，所以我公开是主张从过去积极性的不干预转为积极性的、推动型的一种政府。

    我们强调政府要推动，不等于说政府插手经济市场方方面面，但是在策略性的一种推动，很多时候政府是有能力把社会不同的分子拉在一起，在经济发展方面政府也需要在政策上有一个配合，在民生方面当然政府的主导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推动型就不等于说政府要插手很多事情，但是他一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也应该要发挥跟社会上不同界别有多一点的联系、沟通。

　　主持人：你刚才讲了两个词，一个叫“推动”，一个叫“插手”。你讲到在某些领域政府需要一些推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政府怎么样的行为算是推动？怎么样的行为算是插手？

　　张炳良：假如政府是插手，就等于政府自己办这个企业、自己搞一个公司，这一方面违反香港过去传统，另外社会讨论也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政府不插手企业不等于说政府对每一个地方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推动科研、推动教育、推动人口政策没有角色，政府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方向，有些时候政府可以带头找不同产业，不同社会团体一同商议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发展的蓝图，所以策略性的推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问一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我知道您有很多身份，刚才已经介绍了两个，一个是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同时您还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教授，是一个学者身份，同时你还是一个民间智库董事，曾经还担任过香港民主党副主席。这么多身份当中，应该说这十年多您也为香港发展作出努力，您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然后你最看重的身份是什么？

　　张炳良：回归之前，一方面我是学者，另一方面我是民主党副主席，那时我是以学者身份来参与政党工作，当时公开政党角色比较重一点。回归之后，我慢慢从政党淡出，比较多一点做公民社会的事情。当时我觉得需要在香港发展智库，我觉得假如香港要提升管制素质、推动民主化，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智库组织，公民社会要进一步发展。所以过去几年我自己定位就是一个公民社会定位，但是我觉得公民社会跟政府之间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所以当行政长官邀请我参与行政会议，我也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可以作为一个桥梁。从回归之后这么多年，我感到比较满意的就是自己有一个新的角色，回归之前是一个政党的角色，因为当时比较重视怎么安排回归、基本法讨论等等。之后，香港作为一个特区，在建市方面，不单是搞政党，也包括公民社会、民间智库等等，我都是希望站得比较前，推动以前一些没有做得那么好的东西。

    同时在2004年的核心价值，当初我们搞的时候没有想到反映这么好，但是后来我一看，我们当时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某一个程度影响了社会对核心价值的论述、变化，另外过去两年我对香港管制讨论方面一些讨论、一些分析比较重视，就是所谓香港身份的问题，怎么样把现在和过去有一个连贯性，同时香港这个身份怎么把香港人作为国家一分子的国民身份比较好的联系起来，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在香港未来怎么样构思新的发展模式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主持人：从您目前的研究，您觉得香港未来十年的发展突破口或者着力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炳良：我觉得香港一方面要重视他过去发展的历史，也有从以前港英殖民地管制吸取一些经验，但是同时它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它一定要把握将来，这个将来一定是香港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应该多一点思考未来发展的路径，回归之后，促使香港社会想过去多一点，我觉得将来应该想香港多一点。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