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衙门：令人尴尬的奢侈

　　本刊记者/刘炎迅

　　豪华办公楼存在的根源在于地方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流于形式

　　唱着山歌的刘三姐不会想到，一千多年之后，她的家乡——广西壮乡宜州再次被人津津乐道是因为一座大楼。

　　这座耗资9328万元的政府办公楼，被当地人称为“豪华的衙门”，6月23日，央视的《焦点访谈》将其定义为“违规”“超标楼”。媒体的曝光让这座试图找回昔日荣光的小城感到尴尬和困顿。

　　不独此城，一场针对政府豪华楼堂馆所的整饬风暴，席卷全国，声势颇为浩大。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政府将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今年将坚决刹住政府机关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

　　豪华衙门现形

　　“都是一帮混账、泼赖东西！”

　　看完6月23日这天的《焦点访谈》，周义有些出离愤怒，这位65岁的老党员，无法接受宜州的官员将9328万元巨款砸进当地政府大楼的修建中。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并非是经济发达的县城，被曝光的政府大楼，耗去了当地全年仅4.08亿元财政收入的近四分之一。

　　宜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韦国平面对媒体时坦言：“在大楼内实际办公的在编工作人员不足800人，建筑面积37122平方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扣除车库等建筑面积计算发现，人均建筑面积达到36.4平方米，是国家标准的2.28倍。”

　　与此相比，湖南衡阳市石鼓区占地400亩的新机关大院更为刺激公众神经。在媒体的最初曝光中，石鼓区为此项目斥资超过1亿元。该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晓第一时间的回应是，“新办公大楼经上级部门审批的金额为4900万元，估计会超过一点，大约在5000万元左右”，但不存在“抠出上亿的资金建豪华办公楼”的问题。

　　6月25日,湖南省及衡阳市两级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更是对外宣布,衡阳市石鼓区机关办公楼整体迁建项目手续完备,程序合法,项目的总建筑面积及人均使用面积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

　　但这番说明却不能让长沙市民赵顺伟信服。身为中学教师的赵这样描绘这座机关大院：“一个巨大的圆锥形会展中心气势恢弘，数十亩绿地、山水园林景观、假山、喷泉环绕其中……”

　　千里之外的河南，在号称省级贫困县的濮阳，一座造型别致、气势恢弘的“天安门”成了各位官员的工作场所。下班后，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不必走出太远，便可各自回到围绕“天安门”而建的一座座漂亮的别墅里，享受幸福生活的乐趣。

　　今年2月总理的一番激烈言辞，让整饬风暴席卷全国。6月1日中纪委、发改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审计署等七部委在京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河南省濮阳县违规修建办公楼及领导干部住宅楼等4起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典型案件。

　　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强调，对近年来党政机关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自查和清理，对顶风违纪的，要按照规定从严处理。

　　钱从哪来

　　顶着河南省级贫困县帽子的濮阳县，县属企业绝大部分已经破产倒闭，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存在，县级财政捉襟见肘。该县财政局副局长张相奎对外坦言：“财政资金缺口一直很大，每年都需要上级投入数亿元资金才能维持运转。”

　　其下辖的许多乡镇地处黄河滩涂，不少学校常年浸泡水中，年久失修，却迟迟得不到维护。

　　但是这座贫困县城的官员们却很舍得花钱造政府大楼。该县纪检委办公大楼竣工的当年，全县财政收入为2亿多，但是全县财政实际支出却超出5亿，财政亏空约3个亿。

　　与外界风传的7000多万的造价相比，濮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周鸿给出了较低的一个数字，“建这栋办公大楼总共花了3000多万”。

　　“濮阳县这么大一个贫困县，企业倒闭的倒闭，工人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医疗保险没人管，可他们盖别墅、盖豪华办公楼，他们的钱哪里来？”原河南省濮阳市政协委员胡德玉发出疑问。

　　周鸿给出的解释是，“建楼资金除了包括拍卖老的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办公楼地皮所得之外，还向当地企业以及上级政府“化缘”，筹措到一笔资金。即便如此，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近三年的办公大楼至今还欠着一屁股债。”

　　同样是大手笔的宜州的那座豪华衙门，经调查发现，该项目批准的总投资为4165万元，而建成后竟然花了9328万元，超出1.24倍。为了弥补资金缺口，城市建设配套专项资金被挪至大楼建设上。

　　失控的公共财政

　　“在制约机制上，一是财政上要有审批制度，二是要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作用。”政协委员杨澜如是说。

　　《羊城晚报》评论说，“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人大审查和批准各级政府编制的预算、监督预算执行，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惯性，由于预算监督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公共财政极易陷入失控状态”。

　　现实中，地方人大的监督面临诸多困难。

　　孝感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武斌洲认为，目前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机构设置不统一，有的设立人大财经委员会，有的设立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有的下设预算工作机构，有的不设预算工作机构；有的在预算初审过程中会同其他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一起审查，有的则单独进行。“这样导致审查主体不明确。”

　　“此外难处在于时间。”武指出，市县人大会议一般在当年12月下旬至次年元月上旬召开，地方财政部门编制预算无法在人大会议召开前一个月提交严密、翔实、科学的财政预算草案。一般情况下，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要到人代会召开时才能发送到

　　“还有两层悖论，也让人大很尴尬。”武斌洲进一步分析指出，尴尬之一在于，人大了解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需要通过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报告。事实上，审计部门隶属于政府，人大要依据审计的报告揭示预算执行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而另一尴尬在于，人大的经费受制于政府。人大常委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没有大胆地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