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做十年立法会主席是我的荣幸

　　新京报：范太，1997年6月30日晚上你在哪，还有什么深刻的记忆？

　　范徐丽泰：我在会展中心，首先我们到那儿吃了个晚饭，稍微休息一下就进行了主权移交仪式。米字旗降下来、五星红旗升上去，这是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在场观礼的来自国际上很多国家的代表都在那儿看着。最后时候要把握得很准，一定要在零点把五星红旗升上去，两边都有仪仗队的军人，我们解放军出来时，就比他们英军的姿态看上去威武得多、精神得多，可能这就是士兵的习惯吧。主权移交后，紧接着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典礼，在这个典礼上，我们行政长官宣布就职，接着就是几套班子的主要官员宣誓，然后依次是行政会议、临时立法会和法官们。

　　新京报：这十年来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范徐丽泰：这十年来对我来说，最难忘的当然就是当年回归那一天在台上宣誓就职的那一刻，十年来我能够在立法会做主席，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最难忘的可以说就是我在2004年的秋天参加了香港岛分区直选，那次选举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在街上派单张给经过的人，也得到他们非常友善的回应，所以我心里非常感谢他们，我也觉得非常鼓舞。

　　新京报：我知道那次最后得到的选票是超过你的预期的？

　　范徐丽泰：是。我本来是想可能选不上的(笑)。

　　立法会　争论天天有用规则来解决

　　新京报：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这么多年的立法会工作，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当时非常难办、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争论？

　　范徐丽泰：争论是常有的，很多时候这些情况常会出现，其实天天都在出现，每一次会议也都会有，所以也没有什么印象难忘的。比如昨天会议我们有6个问题，其中4个是跟政治体制发展有关系，议员们提问题时非常热烈，他们不断说如果这样子，你们政府怎么办？可是这就违反了我们议事规则，因为议事规则不能够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怎么怎么，这就是假设性的问题。所以我的反应就是，我知道他很想问，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告诉他你这样子问，你觉得可不可以，是不是你的意思，可是这样子问就没有一个假设性在里面，昨天我做得比较多，好像三四次都这样子给他们解决了问题。因为如果我允许他这样问，下一次每一个人都如果了，这种先例不能开。可是我也理解他很希望这样问，所以我用一个议事规则许可的方法建议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新京报：是需要有一些现场的智慧在里面。我们也想问一问立法会和政府互动中间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或者话题？

　　范徐丽泰：立法会跟政府互动，你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说法律的草案，就是我刚才讲的质询，这个质询也是立法会议员跟有关局长互动，如果我允许一条问题，这个局长就要回答，虽然他觉得好像这条问题应该不大符合议事规则范围，可是他也要回答。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让议员能够问到他们想问的问题，而让官员能够有空间去好好地回答。因为有时我们的议员想问很多东西，讲的问题比较长，举了很多例子，结果重点就不清楚。政府官员有时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并不是他最想知道的地方，我在中间做一个协调的角色。

　　基本法　依法办事立法困难不大

　　新京报：你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基本法》作为大陆法系、而香港法是普通法系，它们在香港会有一个“碰头”，让你面对挑战或者压力比较大的碰头局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又是如何跟同事一起化解的？

　　范徐丽泰：在立法会来说，我们就是要按照《基本法》办事，在我们立法过程中困难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提出来的法案已经是征求过法律的意见，没有违法性，我们通过后也会将这个法律交到人大常委会备案，如果人大常委会看到后，认为我们立的法是违反《基本法》，他就会发还给我们，发还时这个法律就没有效。可是十年来，我们立了这么多法，没有一条是发还的。

　　不过对于《基本法》条文的理解，大家一向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所以有时需要人大常委会做出一个解释。比如说我们终审法院在居港权一个案子上做了一个终结裁决，特区政府当然要执行裁决，可是特区政府一方面执行裁决时，一方面觉得这可能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特区政府要求人大常委会解释有关条文，人大常委会就做了解释，人大释法是具有权威性的，香港终审法院接受以后就按照这个解释执行。我们终审法院的法官都是从普通法系里训练出来的，现在去解释一些大陆法系的条文，这个解释的方法肯定有点不同，这里面肯定就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新京报：这十年来，香港法制建设方面有没有一些进步的、积极的法律？

　　范徐丽泰：我们是不断地建设我们的法制，一条法律如果已经过时，就要修改。一种新的情况出现，就要有新的法律去推广它，让它正正当当地去发展，比如说从前什么叫版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