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在香港5年是最快乐时光

□晨报记者 于任飞 徐惠芬

　　

　　收回香港，用武力还是和谈？离开香港，港英政府只肯留下50亿港元的“家当”，香港该如何度日？十年前，那段交锋惊心动魄；十年后，重重往事并未如烟。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当年事件漩涡的核心人物心境各不同——原国家港澳办主任鲁平回首回归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唏嘘不已；末代港督彭定康则已确定不在回归日庆典活动上露面，在给晨报记者的E-mail中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个节日属于香港人民。”十年后回首当年历史事件中的鲁平、彭定康，香港著名政论家曹景行有自己的见解。

　　曾准备用武力收回香港

　　香港回归的当年，国家港澳办主任鲁平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从国家港澳办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退休之后，也许是曾在上海读过大学的缘故，他保留了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的头衔。转眼十年，当年的往事，这位已年过八旬的老人仍觉历历在目。

　　1982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访北京时，对香港的主权仍存异议，试图坚持清政府与英政府曾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且威胁说，中国如果收回香港的话，香港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香港的繁荣对中国建设是有利的，如果香港的繁荣不能保持的话，对中国也没好处。

　　“小平同志说，我看小的波动也可能的，大的波动未必，即使发生了大的波动，我们也要有勇气面对这个波动，作出决策来，我们不怕。”

　　“小平同志说，但是时间不能拖得太长，两年时间一定要解决，如果两年以后再不解决，那我们单方面来宣布收回香港。”“这话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单方面收回香港其实就是使用武力。”

　　过程惊心动魄，但也许是经过了十年的沉淀，此刻老人再谈起，眉宇中透着淡定。

　　从50亿港元家产争取到250亿

　　1989年，当时的港督卫奕信在没有与中方通气的情况下，突然抛出了一个新机场计划，需要动用1270亿港元在玫瑰园建设一个机场。这一回归过渡期间极不和谐的音符成了当时的标志性事件。

　　“当时我们看了报纸才知道，我们一直不反对他建新机场，但问题是，花掉了1270亿港元，到了1997年回归的时候还能够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鲁平质问卫奕信:“我说你将来准备留给特区政府多少储备？他说最多50亿。我说50亿什么？美元还是港元？他说港元，我说你开玩笑！那是百废待兴，50亿港元你让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

　　“后来我们分析，要花1270亿港元建设这么庞大的工程必然要向银行贷款，贷款的大部分要1997年7月1日以后才能偿还，谁来偿还？当然得由特区政府偿还。”

　　“我们分析了形势后决定稳坐钓鱼台，看他怎么样，我们估计他搞不成。”后来的情况发展证明了鲁平判断的正确，汇丰银行等纷纷找到中国政府，要政府表态，在1997年以后偿还这笔贷款。“我们说怎么能表态呢？港英政府根本没有跟我们打招呼。”很快，港英政府建造机场的计划卡了壳。

　　最后，英方骑虎难下，首相梅杰只能亲自插手，派政治顾问柯利达秘密来到北京。中央指定鲁平和他谈判。“我们在钓鱼台关起门来谈了一天，讨价还价，挤牙膏似的，他说250亿港元，到顶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替香港特区政府保管的土地基金，到时约可累积到七八百亿港元，加起来届时特区政府可有1000来亿港元的财政储备，勉强可以过日子了。”老人仰头哈哈大笑。

　　再遇彭定康，相逢一笑泯仇怨

　　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争斗，聚焦点更多的似乎是鲁平和彭定康两个人的战斗。当年的记者招待会上，鲁平曾怒斥彭定康为“千古罪人”，因为正是彭定康的设阻，才使得当时一系列有利于香港繁荣的政策流产。

　　十年后，对于当年的这个老对手，鲁平早已心平气和。“这个人有一些个性，但是根本问题不在他的个性，而是当时英国对华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所以他一来就非常强硬。他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很有魄力，但是同时，他的性格也很强硬和霸道，听不得不同意见。”

　　鲁平在香港回归后至今见过彭定康三次，第三次的见面是在1999年澳门的回归典礼上。鲁平当时已退休，而彭定康正担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他追上来说，鲁平先生你好，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来见你，我说欢迎欢迎。之前我们曾谈过喜欢的音乐，他说我要送你一套十八世纪的唱片，我说谢谢你。”

　　[曹景行点评鲁平]

　　“鲁平具有很强的个性，在我看来，他代表着这样一个类别的中国官员：家庭很好的知识分子投入革命，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有很深刻的经验，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命感相当强。所以，他会非常希望香港和平顺利回归，洗刷民族耻辱。这也难怪他会向‘中间生事’的彭定康开火，显现出非常强硬的姿态。”

　　十年后的庆典属于香港人民

　　让彭定康说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除了第一封“对不起，我已经说得够多了”的简单回绝信外，之后的去信便石沉大海。直到记者给彭定康发去一封情绪性的信，说自己因为采访不到他“心情低落”时，彭定康终于回信，话语同样极富情绪，“你应该理解我的。我总不能把我的一生都耗在谈香港的采访上吧。”

　　在这一次的来信中，彭定康告诉记者，自己不会参加香港十周年庆典活动了，因为“十年后的这个庆典，属于香港人民”。

　　十年前，彭定康黯然离别香港。在离别演讲中，他说:“你们善待了我们，你们礼遇了我们。过去5年我分享了你们的家园，对你们的未来也负起部分责任，这是我毕生莫大的荣耀。现在，香港人治理香港，这是一项承诺，也是不容改变的命定。”

　　如今，彭定康的身份是牛津大学的名誉校长。对这样一份工作，彭定康显得非常满意。彭定康说，现在自己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持牛津大学世界一流学校的水平。

　　香港回归十年来表现非常成功

　　对于香港回归十年来的表现，彭定康坦承非常成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尤其是它成功地渡过了两大难关：非典和亚洲金融危机。现在，香港的经济也发展得非常好，‘一国两制’也实践得很成功。”

　　彭定康说，今天的香港是亚洲最自由的城市，很开放。“我相信香港的发展会很好，香港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

　　彭定康对中国怀有非常强烈的热情，“我爱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尽管曾经存在分歧和不尊重，我仍真诚地希望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此，他要加强中国大学和英国大学，尤其是与牛津大学之间的交流。

　　在香港5年是最快乐的时光

　　此前，有报道这样形容彭定康回港访问的情形，“一位上年纪的摇滚巨星返乡”。彭定康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会像米克·杰格（滚石乐团主唱），“不过，无论我走到哪里，经常会被香港市民认出来，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十年后，回忆起在香港的5年，彭定康依然称那是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谈起1997年离别香港，彭定康说当时很伤感。“在香港这个非凡的城市，我与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起共事过5年。我的家人和我在香港过得很开心，我最小的女儿当时还在香港读中学，她不得不离开她的同学，我们也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

　　至今，彭定康还记得自己在香港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坐轮渡，然后在轮渡码头吃点心，“我觉得那是全香港吃美食最好的地方。”

　　上海和香港一样生机勃勃

　　上海对于彭定康而言并不陌生。2002年，他曾以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的身份来沪访问；2005年，彭定康曾携其第二本回忆录《非一般的外交官》来到上海，掀起了火爆的签名售书会；就在去年，彭定康还曾来沪参加一个论坛活动。

　　彭定康说，上海的发展让人印象深刻，“上海和香港一样，是国际化的城市。发展快速，经济围绕着港口和贸易迅速增长。人们走得快，说话快，生活节奏也快，用

意大利的话说就是‘活力’。香港和上海看着有点乱哄哄，但其实是繁华，一派经济快速增长的景象。”

　　再谈鲁平，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

　　因为推出所谓的“政改方案”，给香港回归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彭定康曾被鲁平称为“千古罪人”。面对这样一个评价，彭定康称，自己在从政生涯中，被取过不少的绰号，“英语里有句话叫‘石块和砖头会把你骨头砸断，绰号却伤不到你’。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自我担任起外交事务专员以后，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再也没有那样形容过我。”

　　对于鲁平，彭定康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他说，在与鲁平“交手”的过程中，他看到的是一个思想深刻、头脑灵敏、举止礼貌的人。

　　[曹景行点评彭定康]

　　“彭定康来到香港，是代表了英国政府完成英国使命的，如果说他留给了香港什么，那就是他把香港的政治层面搅动起来，不仅让回归前的不确定性增加，也让回归后的香港‘比较政治化’。他很会利用传媒，所以很快就获得了香港人的好感。他也很狂妄，当时他不知道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七封信，就和鲁平去谈。不过，他本身也极具个人特色，是很典型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