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十年时间证明一国两制很有效

　　南方报业携手凤凰卫视报道香港回归十周年，“末代港督”独家专访“抢先”发布

　　彭定康：十年证明“一国两制”很有效

　　“末代港督”+“千古罪人”

　　彭定康。

　　香港最后一任港督。

　　他曾经是英国前首相梅杰的密友，1990年曾经出任保守党主席，带领保守党赢得1992年英国大选。

　　在香港回归前夕，他提出政改方案。方案中建议新增九个功能组别(“新九组”)，被中方认为是钻《基本法》漏洞，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怒指彭定康为“千古罪人”。

　　“社会上永远有一些人，总会把对方想得最糟糕。我想有些人以为英国会把所有的钱带走，在离开之前让香港破产。

　　同样地另一边的西方人以为香港街头会出现坦克车。

　　但事实证明两边都错了！香港是稳定繁荣的社会！

　　我再重复一遍，‘一国两制’在香港很有效！”

　　彭定康近日在英国接受了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先生的独家专访。

　　在南方报业携手凤凰卫视报道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凤凰卫视昨日授权本报独家率先发布专访内容。

　　凤凰卫视中文台将于今天晚上7:35首播，翌日凌晨2:30、上午10:00重播。

　　告别香港很伤感

　　“我们很早就上床睡了。离开香港的灯光和焰火之后就睡了。”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6月30日当晚，彭定康出席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后，与家人陪同皇储查尔斯，乘坐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离开香港。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1997年6月30日午夜，你跟香港人民挥手道别，在不列颠尼亚号游艇上经过了鲤鱼门，还记得当时的情绪吗？

　　彭定康(以下简称彭)：很清楚。我想我有三个重点。第一，我很喜欢在香港的工作，我认为香港是个非常好的城市，离开了我热爱的地方，离开了很多朋友，因此那是很伤感的时刻。

　　第二，在职业方面，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一个欧洲或美国资深政治人物，像我这样能够担任主要亚洲城市的领导人是很兴奋的事，因此我也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

　　第三，当然也有历史性，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对很多欧洲人来说，离开香港使他们的故事结束，也结束了英国殖民主义。

　　阮：在游艇上你跟夫人如何处理情绪问题？你哭了吗?伤心吗?

    彭：我想我已经超越了那些。坦白说，我喝了一杯酒。我喝了一杯威士忌。威尔斯亲王跟我们家人聊了一下。

　　我们很早就上床睡了。离开香港的灯光和焰火之后就睡了。

　　那是很浪漫的旅程，因为那是游艇的最后一次航行。后来就退役了。

　　阮：查尔斯王子有什么反应？

　　彭：我想他有很深刻的历史感受。毕竟他的家族是英国殖民主义故事的中心。

　　香港还是自由之都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自由的都市，还保留着大部分特性和权利，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保证要在‘一国两制’之下尊重的香港的权利。”

　　按照传统，历任港督卸任时，会乘坐座驾在总督府前的行车路绕圈三周，表示将来会重临旧地，而彭定康只绕两周就离开。不过多年来，他仍然多次访问香港。

　　阮：你告别香港十年后，我看你回来过好几次。你觉得香港有什么变化？

　　彭：我想香港基本上没有变。或许变化没有上海那么大，我想摩天大楼已经够多了。

　　不过香港看起来跟十年前有一点不同，我很高兴看到机场，桥梁和铁路都已经完工。

　　香港是一座地理位置很好的城市，有很多山，以及新界的很棒的郊区。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自由的都市，还保留着大部分特性和权利，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保证要在“一国两制”之下尊重的香港的权利。

　　当时大家不相信能够实施“一国两制”。已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理曼博士持这种观点。我想这十年证明，这个原则行得通。

　　阮：你离开香港时，必定感到很自豪，你留下了3000亿港币的存底，但你们也花了那么多钱来盖机场，怎么会这么做呢?彭

　　：第一，香港获得了35年合理经济管理的好处，经济还在增长。第二，中国在70年代末，80和90年代开放经济的时候，香港获益很多，为中国和中国的庞大出口提供了双向道路。

　　社会上永远有一些人，总会把对方想得最糟糕。我想有些人以为英国会把所有的钱带走，在离开之前让香港破产。

　　同样地另一边的西方人以为香港街头会出现坦克车。

　　但事实证明两边都错了！香港是稳定繁荣的社会！

　　我再重复一遍，“一国两制”在香港很有效！

　　和中国官员关系很好

　　“我只有一点遗憾，因为政治观点把我们带到不同方向。我无法跟鲁平建立更好的关系。”

　　彭定康在任期间一直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直到1995年提出政改方案。方案中建议新增九个功能组别(“新九组”)，被中方认为是钻《基本法》漏洞。彭定康被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骂作“千古罪人”。这也导致主权移交前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无法以“直通车”形式过渡。

　　阮：到现在为止，你对某些官员谴责你是“千古罪人”，还觉得难过吗？还会不安吗？

　　彭：一点也不会。那是政治上有时候说的一些话。我只能说，我离开香港以后……不只是我担任欧盟执行委员时，后来也是，中国官员对我很客气。我当欧盟执委时，跟中国官员有很好的工作关系。

　　没有任何事情改变我对中国发展的兴趣。我非常相信，中国的经济变化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我只有一点遗憾，因为政治观点把我们带到不同方向。我无法跟鲁平建立更好的关系。

　　他是当时的港澳办公室主任。他显然是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文明的人。我想有人跟他说了关于我的不实坏话，我希望有机会跟他密切合作。

　　我想他或许也这样想。

　　当末代港督非常幸运

　　“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当外交大臣。但我有一个很坚定的人生原则，那就是永远不回顾。”

　　彭定康原本是梅杰时期英国财政大臣或外交大臣的人选，但因1992年在下议院选举中失利，无法任内阁成员，但这一次失利，将他推上了末代港督的历史地位。

　　阮：你是否有任何遗憾，你应该做别的职务，而不当港督？

　　彭：梅杰首相在回忆录上说，他要让我当财政大臣。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当外交大臣。但我有一个很坚定的人生原则，那就是永远不回顾。

　　我刚才谈到运气。命运发一副牌给你时，你要尽可能把这一副牌打得最好。

　　我认为我非常幸运。虽然1992年拿到的牌并不好，但结果却打出了是一副很好的牌。

　　本报特派记者 张蜀梅 胡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