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回归谈判揭秘——让历史告诉未来

　　★编者按

　　公元1842年，清政府战败，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其后九龙、新界，也遭割让。公元1982年起，中国和英国政府开始谈判香港前途问题；1984年，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其后直至1997年，中国与英国政府台前幕后斗智斗勇，扣人心弦。如今，许多曾经惊心动魄的秘密渐次浮出水面。抚今追昔，更令人感叹香港今日来之不易。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前夕，原中英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忆了他当年亲历与英国就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再现了中方为实现香港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他指出：“香港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认真贯彻落实，香港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经济上克服了各种困难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一国两制’伟大方针是切实可行的。”

　　周南深情地说：“抚今追昔，更加感觉到香港顺利回归以及‘一国两制’方针的顺利实施，首先要归功于小平同志的领导。小平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在关键的问题上，做出了关键的指示。”

　　■香港不收回，历史会怎么写我们这些管事的人

　　我们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成为中英就香港问题正面较量开始的标志。直到1984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夫人正式签字，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明确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

　　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还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这时，小平同志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后来小平同志称之为“定调子”的会谈。定了什么调子呢？就是：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这一下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摔了一跤。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点面子，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

　　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3轮的谈判中，英方团长柯利达坚持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中方团长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1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2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3轮、第4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5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我们问他“某种密切联系”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他讲清楚。

　　12月7日，在第7轮会谈中，柯利达讲：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什么叫“汇报”关系？下级对上级才汇报嘛！他说：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7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让我代替姚广当团长。

　　■英方代表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就钻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是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取“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一个问题了，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损害你的主权的理解。

　　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听了我的话，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当时没料到我会这样质问，竟一下子答不出来。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

　　还有，考虑到港英政府也有实际需要，给其一定的权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公顷。土地的收入是港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地价很高，中英可以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我们设个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和港英派人共同管理。把这一半通过金融运作来保值增值。所以到了1997年就有1700多个亿了。免得特区一开张，腰包是空的，薪金都发不出来。经过艰苦的斗争，英方终于对这一点同意了。

　　■小平震怒：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来很多记者，他们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他到了外交部，当时说话很紧张。因为小平同志生气了，他奉政府之命来谈这个事。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小平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小平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说那不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名字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6月中旬的第16轮谈判结束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组。但仍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这个时候柯利达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它的任务主要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对涉及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撤回我们的方案，这个不算数了，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他这样写道：我睡眠不足。从家出来第一个夜晚就主要跟杰弗里·豪等人在飞机的后舱里，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的职权范围进行反复修改，对跟能豪饮茅台的周南先生共进午餐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的信息令我顿时清醒过来。他说中方有一些重要的领导人会议即将迫近。他们会影响香港。那就暗示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在未来的2到3天内解决。否则，中国人就会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谈判就会失败。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是少数，多数还是认为搞不好要破裂，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英方果然给我们回电了。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12月19日，杰弗里·豪会同撒切尔夫人出席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英协议达成的文章中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中英较量持续到最后一刻

　　

　　▲1997年7月1日，彭定康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登上英国皇家游艇离开香港。

　　

　　▲1997年6月30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安慰自己哭泣的女儿。

　　

　　▲1997年6月30日，工人们把香港政府大厅里面的英国国徽移走。

　　中英双方的较量持续到了最后一刻。据《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一书透露，1997年6月30日23时5分，江泽民主席会见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这是香港政权交接前，中英双方最后一次重要会见。安排这次会晤时，双方在礼宾安排上出现了一段微妙的插曲。英方强调此次会见是在香港交接仪式前进行的，因此查尔斯王子应该是主人。中方对此当然不能接受，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竟然反成了客人！

　　为了避免主权交接的最后时刻产生不必要的纠葛，双方最后做出了淡化宾主角色的处理，安排江泽民主席和查尔斯王子同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门进入会见厅，然后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交谈。

　　细节上的较量还有许多。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李树立和他的同事樊剑共同参加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礼仪礼宾工作。据李树立回忆，按照英方的设想，这个交接仪式没有双方主持人，而是采用一些歌星或影视明星来主持。对此，中方阐明了自己的原则：交接仪式必须庄重、得体，英方提出用歌星主持的方案自然被否决。

　　“我们已经等了100多年了，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大校面对英方提出中方推迟一秒响起国歌的要求时说。当时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才结束，要求中方推迟一秒，即在7月1日零时零分一秒才开始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于建芳回忆说，“军乐团当时接到的是死命令，不能早一秒，也不能晚一秒。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要准时奏响国歌。”

　　23时59分58秒半的时候，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零时零分零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准时响彻维多利亚港，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大礼堂冉冉升起。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零时4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凌晨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七楼隆重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海、陆、空三路正式进驻香港。这时末代港督彭定康，站在哭泣的女儿身边，神情感伤。而整个中国的喜悦与骄傲及对1997年的回忆，与香港牢牢地焊接到了一起。

　　

　　▲1997年7月1日，中国边防士兵欢送驻港部队的军车进入香港。

　　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仪式上曾庄重地介绍邓小平遗孀卓琳。他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那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江泽民在庆典开始前对他的嘱托。他还记得，自己话音甫毕，江泽民主席站起身来，双手轻轻扶起坐在左侧的卓琳。整个大厅掌声雷动。这个片段，成为回归庆典最动人的镜头之一。

　　相关链接：回归前夕中英海军的对峙

　　回归前夕，驻守在祖国最南端三亚的水兵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压力。6月底，上级一纸通报下来：英国为了显示其军事存在，准备在香港回归的前夕，派遣一支由34艘护卫舰、综合补给船组成的特混编队，对亚洲一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

　　1997年6月25日晚8时许，海军护卫舰大队常德舰的广播忽然响了起来，“紧急备战备航”。原来是基地一班发现，英国“大刀级”护卫舰和一艘综合补给船正在离我军港30多海里的海面上游弋。

　　6月26日上午，大队宜宾舰也在指定海域碰见了英国这两艘舰。英编队不断地换着队形，并向越南的海岸线靠近。而此时，越南方面也出动了鱼雷艇，对英国的两艘舰和中国的宜宾舰进行跟踪侦察。

　　天渐渐地亮起来。忽然，雷达兵报告“英编队解散，正朝相反的方向各自离开”。英军企图调虎离山，但计划未得逞，驶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第四天早上，快到南纬10度线时，英护卫舰忽然掉头直向宜宾舰高速驶去，有点气急败坏的意思。宜宾舰舰长下达了减速口令，雷达兵不断报告着：距离××。“按原定航向航行”，舰长大声吼道。两舰越来越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指挥所一片寂静，只有雷达兵的声音传来。距离已经100米。然而在最后关头，英护卫舰还是没有沉住气，打了一个大方向的舵角，从宜宾舰右舷十几米的地方划过。事态终于复归平静。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