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7岁时3元钱给祖国报恩一辈子

　　

曾宪梓接受访问并邀本报记者共进午餐。“香港‘发达靠内地’说得太对了。祖国就是香港的‘靠山’。内地的商品，40%都要经过香港转出去，只要背靠祖国，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发展。一直以来，香港的兴衰和祖国的关系很紧密。

　　我过去曾发誓：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来，金利来是不会破产的，但曾宪梓终究会离去，所以我要儿子像我一样的爱国才行，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44年来，曾宪梓一直居住在香港。在这里创业、经商、发达、从政，对这片土地的兴衰更替和政治风云，他看得清清楚楚。

　　谈10年：

　　“香港人心回归是最大的成就”

　　记者：我在香港的街头看到，有些香港媒体在总结回归10周年的时候，打出斗大的标题：“发达靠内地”。您怎么看？

　　曾宪梓：这说得太对了。祖国就是香港的“靠山”。内地的商品，40%都要经过香港转出去，只要背靠祖国，我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发展。一直以来，香港的兴衰和祖国的关系很紧密，和是否回归无关。

　　记者：您怎么评价香港的这10年？

　　曾宪梓： 回归以来，香港遭遇很多挑战，这给新生的特区政府班子带来很多困扰，但这个队伍很不错，他们处理得很好，没让别人看到乱子，已经把损害减到最低。就连美英这些国家也认为香港这10年“一国两制”运转得很成功。

　　香港市民的人心回归是最大的成就。可以说，现在是回归以来最好的时期。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特区政府这个“小政府”很有优势，蓬勃、健康、活跃。去年国家“

十一五”规划把香港纳入，更是强心针。

　　谈回归：

　　高喊“祖国万岁”惊动四座

　　曾宪梓心里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买他的账，但只要祖国明白他的心就够了。1997年在交接仪式现场，他做了出人意料的一件事——激动地在会场里高喊一声“祖国万岁！”惊动四座。回首往事，老人依然很激动，黝黑的脸上泛着兴奋的潮红，还忍不住有点自得。

　　记者：很多香港人都记得，你当年在回归会场上的那一声喊。

　　曾宪梓：（笑）当然了，当时吓到很多人啊。1997年7月1日交接仪式，我在现场。会场里人太多了，光是外国记者都有几千个，他们来干吗？看热闹啊，有一些还专门过来看我们会不会出乱子啊。结果他们失望了。我们顺利交接了，我看着区旗、国旗，太激动了，也顾不上旁边还有那么多代表、高官、领导，忍不住忽然高喊一句：“祖国万岁！”惊动了不少人。

　　记者：听说您之前也有不少惊人之举。

　　曾宪梓：（笑）1992年，彭定康一上任就抛他那个政制改革方案。我在人大会上就猛烈抨击，他这是做什么，想给我们收回香港设置拦路虎啊，想让我们出乱子啊。我当时是政坛新兵，不管那么多就站出来说。现在想来当时有点太激动了，还说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我组织筵开136席的流水席，从下午4时到晚上10时，我让人反复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这些是我这辈子最爱唱的歌。

　　谈从政：

　　“我必须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曾宪梓以并不逊于经商的热诚和认真走上从政之路。没想到当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一当就是13年。今年4月份，已身患肾衰竭12年的曾宪梓正式请辞，但是他依然表示会为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

　　记者：对于您个人来说，这10年在人生中占怎么样的分量？

　　曾宪梓：这是我个人很有毅力的10年，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10年。需要毅力，是因为10多年前，我由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忽然患上了肾衰竭，这10多年来我的肾没有一天能正常运转，必须靠透析。但我人生中最难忘和最兴奋的瞬间也在这10年。回归的第二天，政府给我颁发首批大紫荆勋章，这是我终身最看重的一个荣誉。这个荣誉在香港勋衔制度中是最高的，当时授予霍英东、邵逸夫等12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笑）

　　这个荣誉很重啊。有多光荣就有多重的分量，压力也就有多大，我觉得自己得奖后肩上的责任更重。我不能有任何污点，它就像一面镜子随时悬在我的额头。

　　记者：您最近提出请辞吗？

　　曾宪梓：是啊，生命始终是有限的，我也曾经去过一次鬼门关。1998年香港医生都宣布我死刑了，但后来回广东抢救我又生还了。所以我曾宪梓的生命是属于国家，我必须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谈“红色”：

　　“请一起监督我儿子报恩祖国”

　　曾宪梓一直有个称号：“红色资本家”。他个人接受这个称号，并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后代也这样做，甚至要求人们一起监督。当记者追问是什么让他一生都守护着这种“红色”时，他给了我一个有点意外又自然朴素的答案——对3元钱的报恩。

　　记者：您个人的生活很节俭，可是你却给国家捐了6亿多元。

　　曾宪梓：其实我没想过自己能赚那么多钱，我在35岁以前穷怕了。我17岁的时候，一位负责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当地最好的中学，不仅不用学费，连生活费都由学校负担。那时每个月足足有3元钱的伙食费！那3元钱对我心灵的震撼，你能想象吗？这一辈子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震撼的钱了。

　　1963年，我为处理父亲在泰国的遗产带着母亲和妻儿离开祖国。在跨过罗湖桥那个瞬间，我就起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给祖国报恩！

　　记者：您不仅自己这样做，要求儿子也要像您一样的爱国？

　　曾宪梓：是啊。我过去曾发誓：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来，金利来是不会破产的，但曾宪梓终究会离去，所以我要儿子像我一样的爱国才行，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谈爱情：

　　“在同学中找了个最白的做老婆”

　　如今老人依然忙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未能马上卸任，他视回内地走走为最大乐事，兴奋地向记者展示在各地游玩拍下的照片。

　　记者：人到晚年，最想做的是什么？

　　曾宪梓：多回内地走一走。我打算卸任以后，晚年回老家梅州住。

　　记者：您的前半生艰难困苦，很多人说您的成功和您的性格有关？

　　曾宪梓：（笑）我最喜欢别人说我不行，因为这样我就又有了动力了。你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做给你看。比如别人骂我呵斥我的时候，我反而去接近他，想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呵斥我，希望自己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记者：听说当年是夫人和您一起靠着一把剪刀创业的？

　　曾宪梓：是的，我们一起做的领带。我很早就结了婚，想想当年，如果不是这么早结婚，我估计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有很重的责任啊，一家人等着我养活啊。夫人和我是中学同学，当时看班上的女同学，因为我自己长得黑，就决定一定要找个皮肤白的老婆，最后确定了一个全班最白的。（笑）早恋是不好，我没认真复习，第一次高考考得不好。后来我们一起在广州打工，我怕她被人家抢走，赶紧先结了婚。（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