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治的路径依赖

　　快评

　　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又是那么惊心。6月29日，广东河源发生讨薪民工被围殴事件，300名建设水电站的重庆民工，因500万元工资被拖欠而罢工抗议，项目业主一方组织了两三百人，对民工疯狂砍杀，致1人脑死亡，多人重伤。

　　这与山西黑砖窑事件多少有些相似：强势的业主无所顾忌地“灭”掉弱势的民工。而这回更为暴烈，那些统一着装的打手，手持铁铲杀将过来，将民工的脑袋当成了西瓜。那个在建水电站是一个上了“百富榜”的企业集团投资建设的，目前尚不知是哪个层面如此“决策”痛下决心、痛下杀手的。

　　7月1日是星期天，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从网上看到新闻后，迅即作出批示，要求速查真相。这非常不容易了。公众或许还在期待有更多更高领导人的批示，山西黑砖窑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批示的。后来的情形大家都知道了，黑砖窑事件引发“全国劳动用工大检查”，只是没有“触类旁通”到“水电站”这样“干净得很”的领域。

　　那么，这回汪光焘的“部长级批示”，会有多大的效果？对种种问题进行“批示治理”是我们的惯常做法，“批治”甚至近乎一种“路径依赖”。治理的办法就是一级一级往下批，在信息递减的过程中，到了最下头会变成什么模样？县官似乎从来是不如现管的，看看这个细节就能明白一二：民工雷明忠被砍后脑死亡多时了，却仍然插着呼吸机不停地“抢救”，理由竟是“为了处理事情，暂时不宣告死亡”。是啊，死人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多隐瞒一天半天、多拖延一刻半刻也是好的。

　　在现有治理环境中，百姓的习惯思维也只能是“依靠政府”。雷明忠的父亲和妻子，“给家乡政府的官员下跪，请求为民作主讨回公道”。这样的“下跪”给人带来多少辛酸？他们不这样“下跪”，那还有什么办法？

　　1995年8月，美国警方在加州一家服装厂发现72名非法移民受到暴力威胁，失去人身自由，在恶劣环境中，被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一个公民组织联盟站了出来，为这些移民提供法律帮助，当地政府立刻成为媒体炮轰的对象；美国司法机构以非法奴役、绑架等重罪指控厂主及其打手，将他们绳之以法；受害移民在公民组织联盟帮助下，向与该服装厂有联系的零售商等提起民事诉讼，被告厂商最终赔了120万美元。

　　整个过程没有谁忙于“批示”，主要就是“法律”在说话。这就是公正的法治形态。而在种种现实面前，我们的司法无可奈何地得了“软骨症”。甚至最近有消息说，“黑砖窑”事件发生后，洪洞政法系统有官员私下吐真言：“我们本可以报功的。没想到媒体从另一个角度进入！”

　　“批治”不是什么“另一个角度”的“进入”，我们的治理模式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管治进入”了。然而，“批治”是距离“法治”更近呢，还是距离“人治”更近？“批治”能治本吗？上头没完没了批示，累得要死；下头事件层出不穷，毫不客气。出事——批示——再出事——再批示，这是一个如何的循环？这里释放的信号是：批治批治，查处查处，结果却是批而未治、查而难处。

　　就算是来自最高层的批示，也有不灵光的一天。6月28日《南方周末》就报道说，聚集了上万株珍稀植物、被誉为“三峡珍稀植物避难所”的重庆三峡珍稀植物园，温总理批示了，也未能使其起死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