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380：朱元璋与胡惟庸(图)

　　编者语：皇帝称“王”后为什么要杀人？杀人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非杀人不可？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屠杀功臣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才能从笼罩着杀气的“相斫书”中发现传统政治的真相。

　　文/谭伯牛

　　原载《mangzine·名牌》(广州)2007年第7期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二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杀黥布，囚樊哙，走卢绾……将汉初分封的异姓王赶尽杀绝——仅馀偏处一隅的长沙王吴芮能够善终。

　　试将明与汉作比较，则有两点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杀规模，远迈汉代；二是朱元璋的杀人手段，远较刘邦高明。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而，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余，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来，朱元璋对宰相制度并无成见，乐以沿用。

　　但是，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均不得善终。尤其是“胡惟庸案”，牵连之广，史上罕见。为什么？

　　有人说胡惟庸这个人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

　　据《明史》本传，胡惟庸于官吏之“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也许有点过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统领，偶有过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错。让朱元璋恼火的，则是他隐瞒不利于己的报告，不让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贿赂、提拔私人等，与上述相较还算小过。尽管如此，仍不足因此致命。胡惟庸终至惹上杀身之祸，则因他与仕途受挫的陆仲亨、费聚等人深相结纳，怂使李善长、陈宁、毛骧、李存义、林贤、涂节等文官武将，在国内组成反帝集团，对外则联络蒙古、日本，意图不轨；孰料明太祖洞烛其奸，先发制人，将“胡党”一网打尽。因牵及此案被杀者共计三万余人，其中，封侯者二十馀人，五品以上大员不胜其数，为二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见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叙之“胡惟庸案”。

　　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设丞相。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

　　胡惟庸投奔朱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胡惟庸成为“独相”)，被诛则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朱元璋不知胡惟庸是个“奸臣”，难以为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认清胡惟庸的真面目。否则，朱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此处可疑。

　　更令人起疑的是，胡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絓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胡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十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

　　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做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刮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余，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朱元璋无疑兼而有之。他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朱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足为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朱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

　　这个人是谁呢？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难道等这个人主动献身再对付他？此计大谬。因为，一旦这个人明昭大号起而造反，朱元璋大半已经对付不了他。于是，为了不致被动，只好“有杀错，勿放过”；于是，朱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于是，杀尽功臣才是开国之后内政方面的当务之急。但是，也不能对着功臣簿一通乱杀，要讲次序；讲次序，自然先杀名列前茅的；刘基与徐达，一文一武，功勋卓著，名次最前，杀之必不谬。只是，这两人根正苗红，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绝不可能找到理由杀他。怎么办？借刀杀人。

　　且读《明史》。胡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朱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

　　洪武八年，刘基病，胡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朱元璋追究，胡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朱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威胁帝座，可以说，以胡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

　　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胡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语，可说，胡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共芥，一拨割不干净。十二年后，朱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其中，封公封侯者十五人，品官亦不胜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至此，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余或可从容作答。然而回过头来，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想推倒旧君、自我做主、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迫使他非如此不可。此乃人之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