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长王蒙称开放歌舞厅是很大胆的事

　　王蒙“叟言无忌”，接受本报专访披露《王蒙自传》书外一段段秘闻

　　■“邓丽君没表示过想到大陆演出”

　　■“假如邓丽君提出，文化部是可以批准的”

　　■“中国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成果和数量相比，不是很理想”

　　文/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陈晓鸿

　　一位大家的心路坦言，一位高官的心灵剖析，一位智者的心得阐述———《王蒙自传》(详见本报连载版，上月已结束连载)，以其不回避历史、敢于说真话而受到读者追捧。

　　王蒙，中国著名作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王蒙的人生历程，表现了一位智者洞察世事的大智慧。

　　记者近日拜访了王蒙，在他的家中同他谈他的《自传》，谈书中提及到却没有展开，或没有提到，却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邓丽君为何没到大陆演出？比如当年的歌舞厅禁令是如何解除的？比如他眼中的文化人……

　　开放歌舞厅“是我干的很大胆的事”

　　记者：我们报纸连载您的《自传》，说到您当文化部长的那段经历。您当部长时，能不能开歌舞厅是个争论性话题。

　　王蒙：开放歌舞厅是我干的一件很大胆的事。在我上任前的三四个月，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我上任几个月后就把它改过来了，这件事情是得到老百姓欢迎的。当时有个省的人大常委会作出过一个不执行三个部门联合文件的决议，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说明什么？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是如何管理好。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到歌舞厅去看？王蒙：看过不少，去那些地方完全是工作。我知道歌舞厅可以做得很好，也有些流弊。

　　记者：您有没有看到过流弊？王蒙：没看到，人家不敢给我表演流弊。记者：知不知道人家不敢给你表演？王蒙：我想我知道，我知道。记者：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王蒙：群众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过程中，文化娱乐型的消费需求是非常高的。第一，人民有进行文化娱乐消费的权利；第二，他唱唱歌，跳跳舞，比去酗酒、赌博、吸毒、嫖娼不知道要好多少。问题是你要提高这种娱乐文化。

　　记者：当时社会上有种说法，说是“黄赌毒”都集中到歌舞厅来了。

　　王蒙：当时公安部门说歌舞厅主要怕一条，就是有些流氓地痞的活动往歌舞厅里走。我说我欢迎你们穿着警服，或穿着便装到这来蹲点、调研、蹲坑，公安部门管专门等某个犯罪分子叫蹲坑。我说这不是好办了吗，现在知道他们喜欢往歌舞厅走，你到那儿去把他抓起来，这不是更方便了吗。由于我的雄辩，这个事就办成了。任何地方都可能有坏人，如果由于怕有坏人就不给老百姓搞文化娱乐消费，这是很可笑的。

　　深圳迎宾馆“不让”首长看香港电视

　　记者：在您当部长的时候，广东已经可以看到香港电视了，您知道这个事情吗？

　　王蒙：知道。我说一件当年的事，有一回我正在深圳迎宾馆住着呢，忽然间宾馆的人来同我说，从明天起三天之内，香港电视台你就收不到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中央首长李铁映要来。其实，在深圳能看到香港电视，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在广州，也收得到香港的翡翠台、本港台、明珠台和国际台，其实都知道。

　　记者：您如何评价这种情况？

　　王蒙：没有办法，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人特别能对付，这样做彼此方便。在当时内地播香港电视不完全合法，领导看了以后，他怎么说呢？所以干脆他别看。

　　记者：当时有没有人说不能这样干？

　　王蒙：我既没听说过“不能”，也没听说“能”。很多事是既没有人说“能”，也没有人说“不能”，慢慢假以时日，就“能”了。

　　关于邓丽君 她没表示过想到大陆演出

　　记者：台湾的宋楚渝去年披露说，上世纪80年代他曾执行蒋经国的指令，劝阻邓丽君到大陆演出。作为文化部长，您所知道的大陆这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蒙：是，邓丽君没来过大陆演出。我要说明一下，我查阅过文化部留存的原始档案，本人当部长期间（即1986-1989），她确实没有正式表示过想到大陆来演出，没有和我们任何一个文艺演出团体的人见过面，也没有任何文艺机构向文化部提出演出的事。有家媒体的记者拨电话找到邓丽君，说你什么时候来演，欢迎呵。邓丽君并没有说去或不去，或我期待去。曾经有过文化工作者到香港，想与邓丽君见面，没有见到。在媒体炒作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领导层中有一些不同意见，热烈欢迎的有，直接反对的也有，认为不妨考虑一下的也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本人提出来，那也就来了，但是这个情况不存在。从文化部来讲，我毕竟是政府部门，不直接插手商业演出的事，没有义务直接邀请一个歌星到大陆来演出。另外呢，文化部也从来也没有说过，像邓丽君这样的歌星禁止入境。邓丽君不会给安全带来威胁，不会颠覆我们的国家制度，不会败坏我们的道德情操。假如当时有一个剧场去把她引进来，到文化部来审批，是可以批准的。

　　评说韦君宜 “用自己的眼睛看人生”

　　记者：敢于在自传中描述内心真实想法的，您算是一个。您写的韦君宜（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给人印象很深，一般人不会这样写。

　　王蒙：我要跟你申明一点，我并没有说她不好，因为我觉得她的不好又是她的特别的好。她不是两面派，不是嘴上说一句，心里却给你应付着。上面不是要求人们跟我划清界限吗，所以她见到我一句话都不说。上面不是告诉人们要注意从工农兵中找作者，只能找新人，不能找老人吗，所以她认为你来看我可以，你想写作没门，你没有写作的权力。她直接告诉我，你少考虑写作的事情。所以跟你说，她是一面派，不跟你来虚的，像她这样真正的一面派不多。记者：您如何看这种情况？

　　王蒙：我提供真相，不作评判。直到打倒“四人帮”了，我们这些人的作品可以发表了，她又很认真来执行。她一下就走得很快，就提出来说，现在就开始给你平反，你去找团中央、团市委，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不但你要发表作品，而且要把你的右派问题推翻，你要回北京。而且她还帮着我找人去具体办这些事。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好处是不会对你搞阴谋，在她这个人身上反映了时代特征。

　　谈文学创作点了三作家：孙犁韩少功舒婷

　　记者：您怎么评价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创作，究竟我们出没出那种在历史上有位置，能够留传下去的作品？

　　王蒙：我觉得中国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成果和数量相比，并不是很理想。但是现在作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一个作品能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是做不了结论的。

　　记者：您能不能脱口而出，说三部您认为好的作品？

　　王蒙：孙犁的作品《白洋淀》，尽管他受了很多的限制，但是他的作品乡土气息，艺术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又比如说韩少功的《爸爸爸》，虽是很短的东西，但是却特别清楚地表达了作者的理念，给人深刻的印象；又比如舒婷的诗，表达了一代人的一种感情生活，许多年轻人喜欢把她的诗抄在笔记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