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

　　壮志未酬

　　父亲原名凌阁，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高阳县一农民家庭，是满族人。父亲7岁时拜舅父胡先生为师，熟读经史，擅长书法。16岁时凭书法功力考入高阳县衙做了缮写员，每月可挣10两银子养家。

　　父亲不甘于县衙中的刀笔吏生涯，1912年20岁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由于父亲能文能武，很得冯玉祥赏识，升迁很快。在冯玉祥麾下，从最初的哨长、排长、连长，一步一步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乃至军长。在长达27年的军旅生涯中，父亲的练兵一向以严格著称。他也是冯玉祥西北军中最得力的将领之一。1925年，我出生在甘肃，当时父亲任甘肃陇南镇守使，此后我们全家跟随父亲转战南北。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父亲出任第一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代主席，第二军军长是吉鸿昌。同盟军英勇杀敌，收复了多伦6县，人心振奋，但执政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使得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自觉报国无门的父亲退到香山隐居。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我们。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军营里，每周六下午回城探亲，那时北京城也没那么多汽车，一到周六下午，我们几个孩子就竖起耳朵听汽车声，一听到车响，几个孩子一起冲出门，拉他衣袖的，给他提包的，甭提多高兴了。

　　我记忆中的父亲也不仅是个慈父。那时父亲请人在墙上写家训，诸子名言，贴满了东四十条40号院的老宅。父亲极爱我们6个孩子，虽不能常回家，但不论公务多忙，他都让我们定期寄上作业和习字，他亲自点评，写得好的，划上红勾，写不好的，打上一个叉。就在父亲阵亡前一天，他还特地让副官把我的大楷作业从战场带到了家里。

　　父亲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中国军人，律己、爱国。他特别崇敬文天祥、岳飞，在张家口任职时，在馒头山上盖了座岳飞庙。他常说，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文天祥、岳飞，就不会被欺负了。

　　多少年以后，父亲当年的部下仍断断续续找到我或者写书，回忆当年的佟军长激荡人心的言行。“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惟以死报国。”父亲有一次在给军训班讲课时专门安排了一个特殊内容:看工匠师傅怎样磨大刀。他对学员们说，今天他们流汗磨刀，就是为了拿日本人的血试刀。那首《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写给当年29军在喜峰口英勇杀敌的赞歌。

　　1934年，宋哲元将隐居在香山的父亲请出山，负责军事，坐镇南苑。父亲的另一个身份是军事训练团团长，训练团里包括一些东南亚华侨在内，当时有1500名训练团学生。父亲整日带领部队练兵习武，他曾慷慨激昂地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肃然起敬。

　　7月27日，训练团在外围发现日本骑兵，其中一个被击毙，另一个则逃掉。父亲接此报告，预感到一场恶仗在所难免，他马上带人视察了工事。凭着一个军人的敏锐，父亲其实很早就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应集中优势兵力将集结在廊坊附近的5000名日本驻军消灭，以拔出插在29军胸上的这把尖刀。但这个建议并没被采纳，当时很多人还在犹豫与日本人是“和”是“打”。而就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过程中，日本人完成了突然袭击的准备。日军出动重兵30多架飞机轰炸南苑军营，就是想彻底瓦解29军。

　　虽然父亲牺牲了很多年，但他牺牲的确切地址，却一直模糊不清，我们只知道应该在丰台大红门一带。寻找父亲殉难地的工作起初也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战斗的幸存者很少，事隔多年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直到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帮助下，我们找到当年一位目击者，父亲当年以身殉国的具体地址才得以确认，就在北京丰台大红门的时村。70年过去，当时日本人曾架着机关枪的老屋早已被一排气派的高层住宅所取代，曾经的山药架变成了几间卖建筑砂石的平房，但村里的几位老人还能回忆起当年那场战役的惨烈。

　　云开雾散

　　1949年4月1日，原本在重庆率代表团和谈的张治中乘飞机离开，降落在东单操场，留在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当时为他开飞机的机长叫贾式良，是父亲的义子。因为他还要将飞机开回南京，临行前他劝我们一家搭机跟他一起去那里，被母亲拒绝。只是我的大姐和四妹，为了寻找已经南撤的夫家，随机离开北平，后来辗转去了台湾。

　　解放后，我们全家过了一段平静生活。1955年，我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分配至北京第二

医院药房工作。但到了60年代，情形开始有变化，因为我的不好的“出身”，每逢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上头对我们这些“

国民党家属”不放心，“十一”时我和一部分人被派到南苑劳动，当时我想，父亲为挽救民族危亡牺牲在这儿，而他的儿子又是为什么被送到这里劳动？

　　“文革”爆发后，我们一家也未能幸免。红卫兵上门抄家，父亲留下来的遗物、照片、文件等都被抄走，最让我们痛心的，是那个母亲视为生命的父亲的遗物金十字架以及高弘锡带回来的那块父亲的金表都被抄走。父亲的坟墓险遭破坏，“佟麟阁路”也被改名为“四新路”;我也成了“反动军阀”出身，在工作单位被监督劳动。

　　不久，我的母亲、哥哥等一家十几口人被遣返回河北老家，我因为住在岳父母家而侥幸成为唯一留在北京的人。1966年左右，我给周总理写信，诉说心中不平，虽然很快得到了回复，但迟迟没有落实。不久，母亲在河北老家去世。

　　1976年邓小平复出后，我又重新开始奔走。我的三姐夫叫熊先煜，抗战初期任国民党新8师参谋，后来在贵州起义，他的弟弟熊先觉是史良的秘书。通过他，我找到史良。史良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她让我写一份材料，说肯定会帮助我送到小平那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给我家落实了政策。这样，大哥一家、姐姐一家，还有我的两个孩子等一大家子全部从河北老家迁回北京，但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而大嫂就在回北京的路上去世了。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1979年，国家追认父亲为抗日烈士，颁发了证书，并由北京市政府整修了父亲在香山的墓地，在1米多高的汉白玉的石碑上镌刻着“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11个黑色大字。1968年去世的母亲，骨灰也移葬于父亲墓旁。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们全家都会去父亲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会默默对父亲说一些话。我经常想，父亲以己之死唤醒了一种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没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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