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不为政绩为可持续发展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6日16:37 《小康》杂志

  采写/《小康》记者 陶卫华

  “2005年,曾庆红副主席来,从包头坐火车,一过黄河就觉得变化很大。他实地视察后,把我们的生态建设成就概括为‘令人惊喜’。”说起这些,鄂尔多斯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勇一脸骄傲。

  事实上,不止一位国家领导对鄂尔多斯印象深刻。“这个地方我过去来过不下十次,那时候,是一片荒凉、满目疮痍,一次大风就是一次浩劫,如今是旧貌换新颜。”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会议上,对鄂尔多斯生态治理评价颇高。

  “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南方也不多见。”鄂尔多斯给一位副总理留下这样的感受。

  看看近几年在鄂尔多斯举办的各类全国性高端生态会议,你就可以知道,这座崛起中的西部城市所迸发出的强大生态影响力。

  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这座城市完成了跨越式发展,2006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145.8亿元,跃居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与江苏江阴市基本打平,人均GDP位于全国西部城市第三。

  难能可贵的是,经济发展的同时,鄂尔多斯市草原植被明显恢复,林草覆盖度达到70%以上,提高了40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12%提高到18%,生态状况实现了由严重恶化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变化背后,蕴含着怎样先进的观念和方法?

  生态治理上的大手笔

  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的康巴什新区,令采访者惊叹。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市政府办公楼、新闻中心以及新区7大标志性文化工程、工厂学校等相继拔地而起。

  但是比楼更快的是周边绿化,这更让采访者叹为观止。从东胜区到康巴什区的20多公里内,沿路遍布新栽的树苗。视线所及干涸的沙地上,满眼都有绿色。与康巴什相邻的伊金霍洛旗,植被覆盖率更高,达到80%以上,所到之处基本看不到裸露的土地。

  “2000年以前,来鄂尔多斯只能看到花色,现在比较漂亮了,能看到绿色了。”今昔对比,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局长贾继良颇为欣慰。

  2004年以来,全国灌木林建设现场会、全国退耕还林现场会和全国防沙治沙现场会相继在鄂尔多斯市召开。生态建设速度的突飞猛进和林草业生产的可喜成绩,使鄂尔多斯生态现象引起了媒体乃至各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前来鄂尔多斯取经的各类考察团、调研队伍络绎不绝。给这些调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鄂尔多斯人在生态治理上的大手笔。

  “鄂尔多斯反哺于环境的投入现在是大于开发的,而且这几年是加速度地投入。环境治理,归根到底还是要舍得花钱,要舍得牺牲一些短暂的经济效益。”这是鄂尔多斯市委领导班子的共识。

  “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市生态总投资达21亿元。依托国家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全市每年人工造林150万亩,飞播造林200万亩,沙地治理的速度不断加快。目前,全市森林资源面积达到1982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70%。

  2000年,鄂尔多斯市提出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目标,在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实施了禁牧和划区轮牧,实行以草定畜,舍饲养畜。

  牧区实行禁牧,把千百年来遍地放养式的草原畜牧业转变为圈养式舍饲畜牧业,与农牧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显得格格不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观念碰撞。  

  谈起当时的压力,鄂尔多斯市市长杜梓感慨万端。他说,在实施“三大政策”之初,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一些农牧民甚至强烈反对,认为“牛羊就是肚皮底下走风、草原上放养的东西,怎么能圈起来喂?”有的人质问:“水地上就是种粮的、哪有种草的道理?”“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不知是革谁的命?”甚至许多干部的思想也转不过弯来,认为是“天下第一难”、“比计划生育还要难”的工作。

  对于牧民们的反对意见,在鄂尔多斯土生土长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吴勇十分理解:“他们也看到草场恶化,但是不认为是过度放牧造成,认为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缺乏降雨等。这是先进观念和落后观念的较量。”

  实践证明,禁牧后草场改善巨大,禁牧7年来,不仅有效地保护了生态植被,而且由于牧草得到恢复性生长,为牲畜的圈养提供了更多的饲料,全市的牲畜数量由2000年的600万头(只),增加到了2004年的1000多万头(只)。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委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论事务多么繁忙,都要召集所有常委、正副市长、各旗区及处局一把手召开读书会。其核心就是解放思想换脑筋,每人自己动手写材料,畅所欲言谈思路,不留情面摆问题,虽说务虚会,实是考官会。

  这样的会议,使得市领导班子思想更加开放活跃。“我们一直在最大程度地尊重三大规律: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这是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鄂尔多斯生态现象的高度概括。

  鄂尔多斯始终坚持了一种正确的“招商政绩观”。既在政府的职权范围内,也不踏到市场的红线外。由此,鄂尔多斯的投资增长始终都是有序的,工业投资“不为增长为环境”、“不为政绩为可持续”,故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污染、短视和投机炒作。

  与此同时,针对煤炭等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压力,鄂尔多斯市打出三套组合“重拳”:打响提高煤炭回采率攻坚战,在资源整合中减轻环境压力;设定产业发展“高压线”,在淘汰落后产能中提高环境质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发展环境“降压减负”。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政府又在节能减排方面制定了23条硬性政策,出狠招治理环境污染。

  “生态建设是鄂尔多斯最大的建设。”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向《小康》记者表达他的生态观。这一观念至今已在上至官员、下至百姓中深入人心。

  “鄂尔多斯市正是遵循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发展观,才初步摆脱了生态建设恶化-治理-再恶化-再治理的困扰,并有了今天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和生态恢复的多赢局面。”云峰书记说。

  治沙者的伊甸图景

  追溯历史,鄂尔多斯也曾是水草丰美、气候宜人,发展畜牧业的一方宝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多次往返于这里,并亲自认定是他久居之地,最后长眠于这里。大夏国皇帝赫连勃勃路过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时,面对一片绝佳的湖泽波光,林泉草色,曾击节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

  然而,从秦汉以来的多次战争和三次大的垦荒高潮,使得鄂尔多斯境内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形成了沙漠、沙地。自清代以来,随着人口的膨胀性增加,乱垦、乱采、乱伐、超载过牧日盛,加之气候原因和人与自然互相作用,生态日益恶化。

  生态的恶化导致鄂尔多斯风大沙多,十年九旱,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侵蚀到全市总面积的48%,20世纪70年代沙化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80%,水土流失严重。恶性循环之下,鄂尔多斯经济指标曾长期居内蒙自治区末位。

  神东煤炭公司环保处李副处长对当年恶劣的气候记忆犹新:“那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收拾室内的沙子,被子上是沙子、嘴巴里一咬嚓嚓的是沙子,吃饭的菜汤底还是沙子。下班用农用四轮车清理院子里的沙子,一个院每天能弄一车,风沙那是天天吹。”

  面对恶劣的环境,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逐渐认识到:过去几十年走不出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与自然不协调、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与规律不符合。由此,政府采取了加大生态投资、积极培育扶植企业和群众治沙,推动治沙产业化的一系列举措。

  王明海是这股热潮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如今的鄂尔多斯,恩格贝生态区被广为人知,并成为旅游景点。这片16万亩大的人造绿洲,将库布其沙漠横腰斩断,并以稳定的速度扩大着绿色的范围。今日绿意葱茏的恩格贝,最吸引人处在于,它是辞“官”自费治沙的王明海和一批致力于遏制土地荒漠化的志愿者,十多年来在一片沙漠上一点点干出来的。

  “我是一农民。”这是王明海常挂在嘴边的话。每当他哈哈笑着这么说时,总免不了被大家嘲讽。王明海反驳:“我大半辈子就在沙漠里种树了,不是农民是什么?”

  其实,王明海最初的身份是鄂尔多斯羊绒集团的常务副总裁。1989年,集团为了应对企业原料供应紧张的挑战,花费12万元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恩格贝买下30万亩草场,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培育新品种绒山羊的基地。

  曾为公司开疆拓土的王明海赴任前往。初到恩格贝,他吓了一跳:这哪里是什么“草场”,黄沙的魔掌早已抹掉了这里的每一丝绿色,原有的上百户牧民已被风沙迫迁他乡,可供王明海他们落脚的,是一处治沙站的“遗址”:一间黄沙半掩废弃的土坯房。

  王明海们没被吓倒。他和20多名员工在沙漠上推沙造田,手把手撒籽种树。树苗被风沙吞噬了,他们就一次次再栽。公司投入的上百万元资金,换来了黄沙里初现的点点嫩绿。

  1994年,面对遥不可期的投资回报,鄂尔多斯羊绒集团领导决定撤出恩格贝。然而,此时的王明海已无法离开。他做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辞去待遇优厚的集团副总裁职务,自费承包治理恩格贝。

  辞职治沙的最初几年中,王明海的事业充满了艰辛,治沙资金捉襟见肘。他把自己的几十万元积蓄都扔进了黄沙中。不够,又借贷了200多万元。那时候,恩格贝的员工经常连续十几个月发不出工资。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在恩格贝南缘筑起一道绵延20多公里的“沙漠长城”,恩格贝示范区内建成总蓄积量达300多万立方的大水库,沙漠里有了长年不断的水源;他们淤澄出万亩海绵田,在16万亩荒沙上种植了300多万株树木和300多万穴沙柳等灌木,还在洪水淤出的田地里种植蔬菜、瓜果、花卉、药材、沙野菜。

  现在的恩格贝,不仅绿意盎然,还有利用沙漠自流泉开发的矿泉水品牌,孔雀、驼鸟、火鸡、山鸡、珍珠鸡等特种养殖业相继展开,沙漠生态旅游业效益初见。

  “伊甸园,一个意思是沙漠中的乐园。”王明海勾画着他的生态蓝图:“随着沙产业的壮大,恩格贝会得到可观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强大的物质精神财富将永留世间。”

  今日的王明海彻底告别企业领导者角色,而以民间治沙狂人的身份被人们牢记。像他这样的治沙英雄还有很多。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向记者列了长长的名单:殷玉珍、乌东巴图、王中强、乌日更达赖……这些名字,被鄂尔多斯作为光荣的榜样,一代代传承下去。

  绿色产业效益无限

  为了鼓励群众参与治沙造林,鄂尔多斯市政府一直实行“谁绿化谁所有,谁投资谁受益,谁经营谁得利”的政策;对参与治沙防沙的企业,实行林业轻税费政策,鼓励外商和非公有制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防沙治沙。

  这一政策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今日的鄂尔多斯人多数相信,治沙造林不仅能改善环境,更是能赚到钱的。乌审旗嘎鲁图镇牧民苏栓海就是现实的例证之一。

  2000年前后,苏栓海承包下了镇里的1.2万亩沙漠,“当时这里全部是流动沙丘,根本看不到绿色植物。”他从最初的固沙湿地一步步做起,几年里陆续种下羊柴、沙柳、柠条等植物,现在都已经活下来了。

  长期和沙子打交道,苏栓海被晒得黝黑黝黑的,但他对现状很满意。老苏告诉记者,过去冬天缺少饲料,牛羊饲养头数受到限制,沙丘逼到了家门口,不治沙不行了。现在他家里养100来只羊、10来头牛,冬天的饲料全部来自这个被治理好了的沙漠草场,还有剩余,沙柳平茬后还能卖4000多块钱。  

  像苏栓海这样的治沙造林大户在鄂尔多斯有700多家。而且,许多企业纷纷进驻鄂尔多斯投资生态建设项目,涌现出了东达、昊派林纸一体化、碧森木业等林沙(草)产品加工企业100多家,形成了治沙的良性绿色产业链。

  “沙柳每三五年就需要平茬,过去农牧民都把这些茬当柴火烧了,现在我们变废为宝,用它生产中高密度纤维板;制作过程中产生的木屑皮屑,综合利用可作回菌袋培植食用菌,食用菌完了以后的菇渣经过筛选,又可以用作无土栽培蔬菜,最后遗留的菇渣就变为有机肥,再回归到沙漠和土地上,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描述起这一产业思路,鄂尔多斯市碧森木业公司董事长周志疆十分兴奋,他告诉记者,这一林草产品不仅直接带动了伊金霍洛旗周边农牧民种植沙柳的积极性,后续的无土栽培香菇、蔬菜等产品,更为他们搭建了美好的创富前景。

  “以沙柳做密度板,我们年需要20万吨原料,惠及到伊旗及周边旗县,就林沙产业这块的人均收入在800到1000元,而作为附加值的生产菌棒、香菇的产品这块,我们年产100万袋,那么农牧民每户每年产1万袋,他的利润就在3万元左右。”

  目前这家公司年产10万立方米的高密度纤维板生产线已经建成,与此同时,无土栽培的香菇、蔬菜等正在进行产业化的试种,约在7月份可以进入市场。

  “现在农牧民积极性高得很,天天来这里看菌棒的培植。”周总笑着说,虽然他们现在前期的投入已经达到2亿元,但他对盈利前景十分有信心。

  事实上,官方的数据已经证明这一产业的无限前景:2006年,鄂尔多市林业增加值达到11.3亿元,农牧民来自林业的人均纯收入达到891元,占总收入的16%。

  “在治理的同时要考虑可持续性,要考虑经济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治理生态只靠政策优惠与扶持不可能长久。”这是多位官员的经验之谈。

  市政府的思路是:依托生态建设所形成的丰富林草资源,用产业化的思路指导防沙治沙,大力发展柠条、沙柳、沙棘、枸杞、杏仁、速生丰产林等林沙产业基地,带动林草企业的发展,如此,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保护与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地方增税形成完美结合。

  2001年以来,鄂尔多斯对政绩观的表述有:“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有潜力就要深挖、有希望就要争取、有机遇就要抢抓、有实绩就要褒扬、有虚报就要批评”、“贵在真抓,重在落实”等等,和依法行政、民主行政的方针“神似”。

  应该大书一笔的是鄂尔多斯的几次“以人为本”的施政大动作:免征农业税,实现农牧民税负“零负担”;推行农村牧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60万农牧民直接受益;实施农牧民低保制度,使2.6万特困农牧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实行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受益学生16.7万人。

  此外,有关城乡群众生活、就业、养老、医疗,以至扶贫济困等等,全都纳入政府的视野,经济发展惠及群众生活。此等动作代替了以往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受到决策者的空前重视,并与经济领域轰轰烈烈的大项目齐头并进,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短腿效应”逐渐弱化。

  鄂尔多斯的世界、中国、内蒙古第一

  世界上最早探索多种方式实施沙产业治沙,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最早实行以土地承包为核心农村改革的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最早引进民间资本修建公路、铁路项目的地区;

  发展速度连续几年位居内蒙古自治区之最;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内蒙古之最;

  工业效益综合指数内蒙古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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