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学生司前司长：高校扩招是中央决策

　　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独特评说

　　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陈晓鸿

　　1999年的大学扩招，堪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高中毕业生千军万马挤上高考独木桥；竞争激烈带来沉重的学业负担，人们从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到抨击应试教育……在此背景之下，大学扩招被看成一剂良方，中国教育新的一页被打开了。

　　8年，大学新生从扩招前的108万人，激升至今年的567万人。回看历史，记者对话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听这位大学扩招的操刀人的独特评说。

　　瞿振元:

　　●大学扩招，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

　　●扩招对于提高劳动大军的素质，有无可估量的贡献

　　决策动机:打开教育瓶颈

　　记者：并轨收费改革一完成，马上进行高考扩招。当时是怎么决策的？

　　瞿振元：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我记得是在1999年，当时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教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扩招。

　　记者：当时您是学生司司长？

　　瞿振元：对，王炽昌搞完“并轨”后就离任了，我接着上任搞扩招。学生司的基本工作，一个是招生，一个是就业。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决策执行好，平稳地做好工作。

　　记者：决策扩招的动机？

　　瞿振元：传说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为了扩大内需，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提议把大学扩招作为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一，等等。其实，党中央、教育部都不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驱动力。因为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是规模偏小的一部分，当年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进入5%左右，我们经常说上大学是“百里挑一”的事情，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说实在话，作为法律的语言，应更少地使用“积极”这些态度性的语言，但是当时我们的有关法律里面都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这样的说法，说明发展高等教育是普遍共识。

　　记者：有一种说法，当时已经将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升格为批评应试教育，教育部希望通过扩大招生规模，解决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稀缺而带来的中学阶段竞争激烈的问题？

　　瞿振元：这个角度也是对的。1999年开全教会时，也提出是不是从出口的地方松一些，不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把这个桥做大一点，还要建立交桥，打通多种交通渠道，多途径升学，建立终生教育体系，以减轻升学压力。就是说从教育内部各个层次规模、从社会需求、从国家发展、从实施素质教育这四个角度看，都需要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可以说扩招是必然的事情。

　　当年决策当年扩招，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记者：1999年做决策，很短时间就执行了。这种情况就像决策七七级恢复高考一样，时间是比较短的。

　　瞿振元：决策后，对于我们操作部门来说，也议论过是1999年做还是2000年做？中央确定，当年就扩招。你想想，五六月份确定扩招，7月份就考试，9月份就入学，留给工作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当时全教会上，朱镕基总理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讲得非常恰当。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食堂24小时开，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住宿，总不能一个宿舍倒着轮班住吧，一些领导就笑了。当时准备工作很仓促，但扩招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当年顺利录取，入学。

　　记者：我印象中有的地方连出租屋都被包租，作为学生公寓。

　　瞿振元：当时好多设施老化、宿舍陈旧，学校压力很大，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事实上，扩招是一个推力，带动了大学很多问题的解决。扩招后8年来，包括住宿、吃饭、运动场地、科研条件……多方力量投入，使高等教育资源大大膨胀，这是好事。但是，也有人批评很激烈，他们经常引用梅贻琦先生的话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是经典之语。但也要看到梅先生讲话的语境。其实当时的

清华大学经费充足，“大楼”问题已经解决，薪俸也高，更凸显大师的稀缺。“大楼”和“大师”之间也有辩证关系。你能够说，如果今天没有大楼，对大师有吸引力吗？你看这几年我们有了一定物质条件以后，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招聘“大师”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记者：今年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大学，像吉林大学，包括很多高校，贷了很多钱搞建设，于是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叫作“高校破产”。这个跟扩招有关系吗？

　　瞿振元：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设施的增量，是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总的来说形成了国有优质资源，绝非是

奢侈品。追求大而全，那是个别的。稍微有良心的都可以看到，大学的那些大楼在那里，是教学、科研的必要的现实条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至于如何合理地消化矛盾，减轻高校负担，可以坐下来好好论证。

　　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有必然联系吗？

　　记者：您认为扩招有没有带来什么问题？

　　瞿振元：我印象挺深的是，当时连中央领导同志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除了担心物质条件不够以外，还忧虑将来学生的就业问题。过去读大学，不止是就业，是当官，做国家干部，吃皇粮，这就是计划体制。而且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观念，文盲不就业可以接受，高中生不就业已经不舒服了，大学生不就业就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况且我们是缴费上学。因此，扩招时是考虑到了就业问题的，你们如果去查当时的讲话，都预见到了。决策扩招，这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东西，是有考虑的。

　　记者：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确实出现了，似乎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瞿振元：思考这个问题得换一个角度。不是说扩招了才有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他们早已出生了，等着就业呢。摆在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问题是，马上就业，还是上了大学再就业？他们的就业问题不是扩招带来的。扩招使大学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延缓了一批人的就业时间，而且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使他们能更好地去就业，应该是这个关系吧。我们现在一年大学毕业生500万，主要在城镇就业，而新增的城镇就业岗位是10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当中，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说明扩招对于我们劳动大军的素质，有无可估量的贡献。

　　记者：您在这里谈到了劳动大军，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读了大学，不应该进入体力劳动的阵营。

　　瞿振元：大学扩招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不到10%的毛入学率，一下过了15%，后来又过了20%，现在是23%。我们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时间，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二三十年，人都换了一两代了，“观念问题”消化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比如说有人拿了文凭还去开货车，不会被认为是个问题。现在我们只有五六年时间，都是同一代人，观念不适应很正常，我们大家要一起去经历转变中的痛苦。

　　扩招降低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

　　记者：扩招也面临一种指责，就是文凭含金量降低了。

　　瞿振元：扩招前的招生人数108万，现在招生567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567万学生中的前108万，仍然是最优秀的，不会比过去逊色。那我还有459万，这部分过去只能受高中教育，现在受到了高等教育，你说，扩招是不是总体上对人才的贡献多了？当然这459万是不是一定要在质量上跟那108万比呢？本来这些人过去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得到了这个资格，而且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学习任务，你说好还是不好呵？

　　扩招到多大规模才算是适度的？

　　记者：大学扩招，扩到怎样的度最适合？现在有的地方不到两个人就录取一个了。

　　瞿振元：北京可能更高一点，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上海也是。农村相对低一点，也跟过去不能比了。什么度才合适？这个度不能完全由人去算，这是一种社会的选择，应该跟社会分工体系相联系、相适应。因此，这个“度”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但是得承认，教育的发展要比现实的需求适度领先，要能够预见到今后的发展，应有适当的人才储备，但也不能储备太多，这就是“适合的教育”。不要因袭“唯有读书高”，制造“人人都要上大学、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的舆论，而要鼓励终生学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使每个人受到“适合的教育”，在各个“行当”上发挥每个人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