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典用大刀吓退日本兵

    孙敬生

　　93岁，祖籍河北藁城，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参加29军前曾是一名小学教员。1935年，孙敬生投笔从戎，加入29军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驻扎在保定。“七七事变”爆发后，孙敬生随217团奔往长辛店支援正与日军激战的219团。敌军用大炮攻击29军阵地，而孙敬生所在部队只能以机枪和迫击炮还击。孙敬生和战友死守阵地达半个多月，后终南撤至保定。

　　后来，孙敬生还参加过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淮海战役中，随队伍投诚起义参加解放军。解放后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后来到天津市工作，共育有3子1女，现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曾患有冠心病。

    马步先

　　87岁，曾用名马胜云，祖籍河北冀县，现住北京市朝阳区。17岁时来到北平加入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12连。“七七事变”时，他曾在卢沟桥上阻击敌人进攻。仅靠步枪和大刀，马步先和战友死守卢沟桥达20天之久，7月27日后撤到良乡。

　　之后，马步先随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脱离

国民党军队退伍，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中从事后勤工作。战争结束后，马步先一直在人大附中当财务人员，“文革”期间挨过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近年来心脏一直不好，耳朵也接近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但他仍坚持资助两名华北的贫困大学生和上海一名孤寡老人。

    马玉槐

　　90岁，河北任丘人，原29军109旅217团1营4连7班战士，现住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37年7月初，平津形势紧张，马玉槐随部队开赴宛平驻防。“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玉槐在宛平城外担当前哨，他和来犯敌人展开白刃战，大显“大刀军”神威。29军撤退后，马玉槐留在冀中地区抗战，后参加解放军。

　　解放后，马玉槐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机关干部，中间曾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1937年7月7日，北平大雨初停，闷如蒸笼。

　　那一天，来自河南项城的崔金品在37师师部如常值班，当天的电话和电报奇多；17岁的张可宗则在河间府听闻北平局势紧张，忧心忡忡。

　　那一天，18岁的赵金典在颐和园大门前站岗，瞪圆的双眼怒视着招摇过市的日本兵；21岁的马玉槐则在长辛店照常练习他的4式枪、4式刀和4式拳。

　　那一天，219团3营战士马步先在宛平城内听着日军近乎挑衅的演习声，紧张得连刀柄都攥出了水；217团机枪连班长孙敬生则与战友高唱了一遍《八德军歌》和《吃饭歌》。

　　那一天，17岁的军训团学员李鸿斌在南苑军营温习刚学过的军事理论，对面200米处是日本欧亚航空公司，日本兵频繁穿梭其中。

　　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一阵鸣响于卢沟桥的枪声，将这7个素不相识的29军士兵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70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共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大都已相继离去，存活者也都是耄耋老者。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然而，再顽强的生命也难敌岁月的消磨。前些年，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在国内还能找到18名，但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便骤减为9名。随着今年上半年天津冯义田老人和河北韩立才老人的先后离世，如今仍在世的29军老兵在国内只剩下7名，他们大多已是年逾9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为保存下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记忆样本，本报记者辗转找到7名老人，记录下他们当年所见证的“七七事变”，并还原7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战事的部分细节。

　　每天抱着枪睡觉

　　赵金典记得，北平的气氛，从1937年6月就开始紧张起来。日军陆续入关，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与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29军成对峙之势。

　　当时的赵金典是颐和园的一名门卫。年仅18岁的他体格过人，参军不久便被选入特务团手枪营—— 一支专门负责保护师部的精锐部队。

　　白天站岗时，赵金典时常能看见日本兵排着方队，喊着听不懂的口号穿街过巷。有时候甚至还有坦克车跟在后面。这阵势惊扰了不少北平市民，但日军却美其名曰为“演习”。

　　生性耿直的赵金典看不惯日本人这副嚣张嘴脸。每次有日本部队经过时，赵金典都把身体挺得笔直，瞪圆了眼睛。师部首长好几次称赞他“没给中国军人丢脸”。

　　与此同时，29军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各种演习，若是迎面遇上日本兵，战士们就与对方互顶肩膀。“29军武风盛行，日本兵扛不过我们。”

　　一天上午，两个日本兵要求进入颐和园，但遭到赵金典的拒绝。日本兵开始无理挑衅，赵金典一言不发，把背后的“大片刀”抽了出来。看着刀身上的寒光，日本兵吓得转身就跑。赵金典露出一丝微笑，对着对方的背影做了两个劈刀的动作，手上青筋暴突。

　　当赵金典为他的“大刀吓鬼子”的故事而沾沾自喜时，驻守在宛平城的37师110旅219团3营士兵马步先正感受着战争临近的气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演习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以宛平城和卢沟桥为“假想敌”，没日没夜地练习着攻城。开始还是空弹训练，后来干脆变成了实弹演习。

　　这让这位17岁的河北青年在一个多月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都抱着枪睡，有时候半夜被日本人的叫声惊醒了，就紧紧握着刀把，双手很快就汗水淋漓了。”

　　此时29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已势如棋盘，当日军频繁“走子儿”时，29军却对形势的判断一错再错，为日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

　　1937年5月，军长宋哲元携家眷回山东老家，他过分乐观地认为此行将“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

　　7月6日，北平大雨。日本人当晚把大炮和战车推到了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火车站，气氛骤然紧张。马步先和衣躺在宛平城内一个叫“崔家店”的旅店内，黑暗中，他把步枪和大片刀放在身旁，双手紧握，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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