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最高检发文明确10种新型受贿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8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10种新类型受贿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具体意见。

　　这是继5月30日中纪委下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之后，司法机关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意见》规定了10种受贿行为的定性处理问题，分别是：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收受干股问题；

　　●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在职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在职时为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是“期权寻租”

　　一些腐败分子在职时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并不立即收受财物，而是等离职后再收受此前约定的报酬，人民群众对这种“期权寻租”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

　　对于这种变“现货”为“期权”的隐蔽行为，《意见》明确规定，此类行为以受贿论处。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家人前台受贿，官员幕后授意是“间接受贿”

　　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职务较高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往往不是其本人亲自收受请托人财物，而是授意请托人与特定关系人以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方式进行交易，有关财物也由特定关系人收取。

　　对于这种由“直接受贿”变为“间接受贿”的隐蔽犯罪，《意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意见》予以明确，即“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意见》同时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属于受贿

　　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具体界定，是当前办理腐败案件极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的行为，认定为受贿行为。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如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或者以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物品，与直接收受财物相比只是手法上有所不同，性质上都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

　　以“借用”为名收受房屋汽车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也属受贿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作出的这一规定与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等物品实行登记变更的规定并不相悖。刑法上非法占有的认定标准与物权法上的合法所有的认定标准不完全一样，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并不以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为条件，是否在法律上取得对房屋、汽车等的所有权，并不能对事实上占有房屋、汽车等的认定构成障碍。只要双方有明确的送、收的意思表示，受贿方实际占有房屋、汽车等即可认定为受贿。

　　家人、情妇“挂名”领薪酬官员难逃受贿罪责

　　《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意见》同时明确，“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收受干股属受贿，干股未登记转让以实际分红计受贿额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

　　所谓“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在不少腐败犯罪案件中，以拿干股的形式行使隐蔽受贿犯罪行为的，为数不少。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干股应以受贿处理，分歧并不大。但对于收受干股如何计算受贿数额，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十分清晰。

　　据“两高”有关负责人介绍，8日发布的《意见》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收受干股是否需要经过登记才可以认定，二是干股没有实际转让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

　　对于第一个问题，“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意见》明确，没有进行转让登记，但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事实转让的，也应当认定为受贿。对于第二个问题，受贿人真实得到的是以赢利名义给付的红利，故应当以实际得到的好处即分红来计算受贿数额。

　　未出资而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属于受贿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

　　对于受贿数额的计算方法，《意见》明确，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两高”有关负责人解释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未实际出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变相收受他人财物的；二是他人虽然将国家工作人员出资实际用于投资活动，但国家工作人员所获“收益”与实际赢利明显不符。

　　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属受贿行为

　　《意见》明确，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属于受贿行为。“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类受贿犯罪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由请托人出资，国家工作人员“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这与直接收受贿赂财物没有本质区别，应以受贿处理。二是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既没有实际出资也不参与管理、经营，这意味着行为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获取所谓“利润”，属于打着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行受贿之实的变相受贿行为。

　　基于以上判断，《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认定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应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界限

　　《意见》规定，司法实践中，认定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犯罪时，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

　　根据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司法实践中反映，司法解释虽然明确了此类行为的定性处理意见，但在具体查证和认定中存在一定困难。

　　为此，《意见》列举了4种可资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的参考因素。要求在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这4种因素进行判断：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赌资来源；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受贿后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意见》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同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显然，对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的，《意见》区分两种情形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意见。

　　“两高”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说明其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因此，不是受贿。收受财物后，因自身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从法律上讲受贿犯罪已经实施完毕，而且主观上也没有悔罪的意思，依法依理均应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