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麟阁之女：踢毽子的父亲是我最温馨的回忆

　　南都周刊记者 向南 重庆报道

　　河北高阳人，20岁时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1936年夏，调任陆军第29军副军长，驻南苑。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城外的南苑，佟麟阁所在的第29九军司令部遭受40余架敌机的轮番轰炸，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将29军切成数段，分割包围。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坚守阵地，指挥29军拼死抗击，激战中佟麟阁不幸阵亡，终年45岁。

　　之后，国民政府追认佟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兰涧沟的坡地上，并将西城区的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佟麟阁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这是抗日英雄佟麟阁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誓死抗击日军侵略的慷慨誓词。

　　忆述“七七事变”，佟麟阁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就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在北平抗战中，他以29军副军长的身份战死沙场，成了全国抗战爆发后捐躯疆场的第一位我方高级将领。

　　佟麟阁将军共有六个子女，目前在世的只有三女儿佟亦非与儿子佟兵。佟亦非女士已是85岁高龄了，仍旧腰杆笔挺，满头乌发，若比较她与父亲的照片，可以发现眼前这个老人，明显继承了佟将军的某些气度。

　　今年6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

重庆大学B校区她的家中，佟女士接受了记者采访，说起她近一个世纪以来经历的沧桑风雨：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童年与少年，父亲突然战死，四处流落，“文革”中遭遇坎坷，两度自杀未成……她仍然心神淡定。

　　佟麟阁阵亡那一年，佟亦非只有16岁，因此关于父亲的记忆是片段式的。但无疑，佟麟阁将军对这位老人的一生都影响深远。她说，每到七七前后这段时间，想到父亲以及和他一起倒下的先烈，心里就会感到非常沉痛，“他们的那种精神，应当传之后世，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骑马、打猎、踢毽子

　　小时候，父亲非常喜欢我。他转战各方，不可能跟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记得在我5岁的时候，有一次在甘肃，父亲带我们出城去学骑马，我趴在马背上，马突然受惊，后来被人挡住，牵了回来。我吓得都不敢走路了。父亲却一笑置之，他觉得没有什么。再有一次是1934年，他在张家口的时候，寒假里我到他那里去，也只是呆很短暂的几天，他带我们去骑马，去爬山。他给我们讲一些他所崇拜的英雄如文天祥、岳飞的故事。我从13岁起就会背诵岳飞的《满江红》了，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只是知道岳飞非常了不起。父亲非常崇拜岳飞，后来长大了，结合父亲当时所处的环境，日本人侵略中国，才体会到父亲与岳飞有着相同的胸襟。

　　父亲的外形是非常漂亮的，非常英武，也非常儒雅。他喜欢打猎，照相，骑马。冯玉祥就曾说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嗜好。我记得在张家口的时候，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应29军军长宋哲元之邀，再度出山，任察哈尔省警务处长兼领省会张家口公安局长，父亲的同僚如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到我们家去，父亲跟他们围成一圈踢毽子，踢得好极了，他能踢出很多种花样。

　　1935年，父亲回到北京，当时隐居在香山，我们则跟母亲(彭静智)住在东四十条40号的家中。我们也很少去父亲那里，有时候，礼拜天会去一下。后来父亲当了29军副军长，住在南苑，他非常敬业，我们平常见不到他，但他每个礼拜六晚上都要回一次家，那是我们最盼望的一天了，我们一群孩子都会等着他，他一回来，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了，给他拎皮包，拿帽子，围着他转，挨着他吃顿饭。这就是我能跟父亲一起享受到的难得的生活时光了。

　　一块怀表认出父亲遗体

　　设在南苑的29军军部我只去过一次。父亲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他住的那个房子，一进门，有张很大的桌子，上面摆着公文、书、砚台，然后就是一张简单的大床。父亲给我留下的生活画面非常少，但印象非常深，他就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的一切，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七七事变”前，我们住在北平城里，父亲在城外，那时局势已经非常紧张了，飞机在天上飞，还能隐约听到炮声，怕家里出事情，母亲就把祖父母送到我就读的汇文小学的校长家里去，我也跟着去了。7月28日，父亲阵亡，当时我还在汇文小学，把父亲的遗体找回来后，才让我回家。

　　直到2005年7月，父亲牺牲的详细地址才被确定，是在现北京丰台区大红门东北部的时村，时村一个名叫乔德林的老人曾见证了父亲阵亡前后的某些情景，他回忆，我父亲牺牲当天是从10点多钟开始打仗，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日本人在很多人家的房子上架了机枪，向29军撤退下来的部队扫射，很多战士被打死，乔德林老人家有一亩多的山药地，山药架子比较高，能够起到掩护作用，乔德林说，当时一位战士将一具将领的遗体藏在山药架下，并一直守侯着，他亲眼看到战士阻止当地一名村民从遗体上摘怀表。事后由这个怀表证明，这个阵亡的将领就是我父亲。

　　父亲阵亡之后，为避免日军进城后搜寻遗体和汉奸捣乱，父亲的遗体以“改名换姓的方式”，寄存在柏林寺里。父亲的灵柩上写着：王思源先生之墓。不久，我们在东四十条的家就被一个名叫南本的日本中将霸占了。我还记得，当年7月29日父亲殉国之日和清明节，母亲总是要带着我们分头出门，与散居在北平城中的父亲的一些忠实部下在柏林寺内会合，到寺庙的东跨院里，对着一个水池焚香烧纸，磕头祭拜父亲。父亲的灵柩最初以“王思源”之名入厝柏林寺，仅留副官王慎之一人在寺内陪伴父亲的亡灵，后来为担心敌特汉奸侦破父亲的忠骸，王慎之在征得母亲同意后，在东跨院买了一块地皮，把父亲的灵柩埋于地下。地面不敢留坟冢，就砌了一个花池。

　　一直到抗战胜利，我的祖父母都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母亲总是在他们面前谎称父亲已经带兵南下，正和日本人作战。母亲还不时地编造父亲的平安家信，念给祖父母听。

　　我们也从不敢问母亲关于我父亲的事情，在父亲牺牲之后，我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从那以后，母亲不提起，我们也一直没有问过。

　　父亲死后，我们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非常大。我还记得，全家20多人挤在火药局三条一个3米多宽、十几米长的小院里。母亲每天都是纺织、绣花，才换来一点收入，去买日本人配给的棒子面。

　　“文革”遭扫地出门

　　我是1946年离开的北京，当时是跟我的爱人熊先煜到东北去，后来从东北去了贵州，1953年又到了重庆。我大姐与四妹后来去了台湾，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了，生前跟我们的来往并不多，只是二妹让人转来了一封信，还寄过几张照片。我二姐一直在北京，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她是个非常孝顺与贤惠的人，母亲在晚年一直跟她生活在一起，直到去世。现在我还有个弟弟在北京，叫佟兵，北大医学院毕业，药剂师，也早已退休了。比起我们的先辈来，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有时候会觉得很不争气。

　　我毕业于辅仁大学，来重庆后一直在十五中做教师，教语文。“文革”期间，因为父亲的缘故，全家都受难。当时母亲住在北平市内北锣鼓巷甲5号，被扫地出门，后来母亲与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大哥、二姐两家全部被吊销城市户口，押送到父亲的原籍河北省高阳县边家坞村当农民，没多久，母亲就在那里去世了。

　　实际上，我的历史是最简单的，走出学校门就进学校门，没做过其他的事情。解放之后，我就非常坦率地把家庭情况给组织上讲了，说我有姐姐妹妹在台湾，结果“文革”一开始，大字报一出来，第一个整到的就是我，说我的家庭是“投敌叛国”，还说我过什么“大小姐”生活。之前我是重庆市的优秀教师，对待工作认真，对待学生，无论成绩好坏，自己都喜欢。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会整到我。

　　后来我就不能教书了，给学校伙食团担米，我反正没有在家里过过什么大小姐生活，你让我担，我就使劲担啊，起先我也担不了多少，后来能担150斤，我就不服这口气，我就是想在劳动当中证明自己。后来他们到北京等地调查，找不到我实际的罪证，还是让我教书，语文是个阵地，不可能由我教了，我就教农业基础，我记得我教得也很好，但去交流经验，是别人去，我不能去，但我仍觉得挺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要保持自尊，我可以不看你，我可以不跟你说话，但我心里要明白，我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我觉得我的这种不屈的精神，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我是1977年退休的，之前落实政策后，学校让我去教数学，我不教，就教了一段时间英语。退休后，有时候还会返聘到学校去，没事的时候就在家里看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就像现在这样，有时候还写点字，背点诗，训练自己的记忆力。我现在的生活还是比较悠闲与随意的。我心态很好，心平气和，不谄不骄，这也是我父亲的特点，我们都继承下来了。

　　南都周刊稿件，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