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之女回忆：他谱写了大刀进行曲

　　赵登禹：山东菏泽人，1914年入陕西第十六混成旅，后随旅长冯玉祥入川，转战各省。从1922年任排长後，到1927年已升任旅长。1933年长城抗战中，身为29师军37师一零九旅旅长的赵登禹奉命坚守喜峰口，由于火炮很少，白天受到日军轰炸，而不能将其压住，赵登禹根据敌情，及时组织部队利用夜色的掩护，夜袭日军阵地，用大刀片砍出了喜峰口大捷，还砍出了一曲风靡全国的《大刀进行曲》。这是自“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赵登禹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后赵登禹因功升任29军一三二师师长。1936年1月，授予陆军中将。1937年7月28日，在守卫北平南苑的战斗中，不幸与副军长佟麟阁先后殉国，终年39岁。

　　北京市西城区有一条看似寻常却另有意味的马路，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这就是为纪念抗日名将赵登禹而得名的“赵登禹路”。

　　赵登禹是“七七事变”中除佟麟阁之外阵亡的又一名我方高级将领，当时他是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

　　“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仍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1937年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

　　年过70的赵学芬女士是赵登禹将军的女儿，原在民革北京市委工作，1997年退休。6月下旬的一天，在北京市马甸一栋普通住宅楼里，赵学芬女士谈起父亲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父亲阵亡的时候，我还不到三岁，有些事情还记得，但比较模糊。后来长大了，我开始有意识地到各地走访父亲的老同事、老部下，查各种资料，到父亲的老家去听父老兄长讲父亲的往事，才对父亲的事情清楚了一些。

　　大刀片“砍出”喜峰口大捷

　　我的父亲从小家境贫困，爱听水泊梁山与黄巢起义等杀富济贫的故事。他想参军，就四处打听，听说潼关那边有冯玉祥的军队，就偷着去了。当时是1914年，他16岁。走到陕西后，招兵已满，但他坚决不走，就留下了。冯玉祥见他武术出众，就让他当了随从卫兵。冯玉祥很喜欢他。1928年5月，父亲升任宋哲元将军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二十七师师长，随部队驻在陕西。

　　1933年初，二十九军经过整编，父亲被任命为109旅旅长，属三十七师，受师长冯治安领导。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率部与三十七师在北平以东的三河县、蓟县一带待命。这时候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占领了榆关(山海关)之后，正向

长城一线入侵。3月初，日本侵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这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军部经过反复研究，任命父亲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父亲接到命令，立即派二一七团火速前往喜峰口，等到达以后，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的喜峰口东北高地，敌人居高临下，增援部队与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肉搏拼杀，遂将高地夺回，但日军用机枪、大炮齐向高地猛烈开火，又将高地占领。父亲率后续部队赶到后，趁着天黑，亲自带领109旅将士向高地冲杀，又将高地夺了回来。到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高地猛攻，父亲命令将士利用工事，任其进攻，按兵不动，直到日军临近，一声呐喊，将士挥动大刀，向日军冲去，父亲腿部受伤，仍坚持前线指挥。日军对高地久攻而不能得逞，次日又改变了进攻策略，出动约3000人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第三次占领高地。

　　从战斗的情况分析，日军的武器比我方精良，又有飞机、大炮配合，硬拼是要吃亏的。要发挥大刀片的作用，用近战、夜战的办法，奇袭敌营。于是父亲组织了武术高强的将士，决定夜袭敌营炮兵阵地。日军炮兵阵地设在摩天岭后，山峰陡峭，3月的天气，漫山积雪还没有融化，每爬一个山坡，都十分不便，父亲不顾伤痛，拄上木棍，带领将士向摩天岭摸去。夜袭成功，杀敌五六百人。这一仗鼓舞了士气，壮了国威，令全国军民精神大振。日本舆论界认为这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未遭到过的大败仗。作曲家麦新以此写了《大刀进行曲》。蒋介石给父亲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父亲也升任为一三二师师长。

　　青纱帐里遭埋伏

　　“七七事变”期间，父亲时任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率部驻防河间。1937年7月25日，父亲接到命令：根据军部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决定，调你师火速回平抗击日本侵略军，并由你担任总指挥。父亲接到命令，当即带领先头部队快速行军，7月27日赶到南苑。南苑一带，一片平原，无险可守，也没有坚固的阵地工事，当时南苑的兵力，除二十九军军部、各师的部分留守人员以及卫队旅由副军长佟麟阁指挥外，再可动用的兵力只有平津爱国学生军训团的学员、骑兵第九师、三十七师、三十八师等单位的部分驻军。这时一三二师的先头部队一个团刚刚到达团河，即被敌军发现，敌军马上调动精锐力量，向团河进犯。7月28日清晨，团河失守，守军向南苑靠拢。南苑阵地遭到敌人从东、南、西三方面的进犯，副军长佟麟阁率将士浴血奋战，敌人则用20多架飞机狂轰滥炸，同时出动几十辆坦克，用相当于一个师的三个联队兵力直逼我方阵地。在这个为难关头，父亲身先士卒，带领军训团学员及其他兵士反复冲杀，双方伤亡都极为惨重。这个时候，父亲接到速撤回北平的命令，即率部向北行进，到大红门一带集结时，不料日军已经抽出部分兵力，绕道通过青纱帐，抢占了大红门的咽喉路段，在青纱帐中埋伏兵力，架设机枪，封锁了我军必经之路。待我父亲率部经过时遭到伏击，父亲左臂受伤，他指挥部队且战且撤，撤到黄亭子附近时胸部又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父亲牺牲的时候年仅39岁。他与佟麟阁将军的阵亡，使将士们无比悲愤，他们暂时把父亲的遗体掩埋在青纱帐里，继续向北平方向撤去。当天夜里，龙泉寺的方丈带领四名僧人来到青纱帐，把我父亲的遗体装殓在一口黑油棺材里，抬到寺里停放，也不敢标明真实姓名，直到日军投降后，我们才知道这一情况。

　　一张特别的“护身符”

　　1937年7月31日，

国民党政府追认父亲为陆军上将，1946年，由李宗仁、孙连仲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在北平中山公园为父亲隆重举行国葬，并将北平西城崇元观至太平桥路段命名为“赵登禹路”。父亲的陵墓就安放在卢沟桥东侧的大枣园下。1950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还为我家签发了第80号烈属证。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我才两岁，我哥哥赵学武4岁，妹妹赵学芳是父亲牺牲的同年10月份才出生的，这时北平已经沦陷，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敌伪势力是不会放过的，到处遭到敌人追杀。北平呆不下去了，就由外祖母、叔父带领一家人四处流浪，先后到过商丘、济宁、无锡、徐州等地，最后还是回到父亲在山东荷泽的老家，抗战结束后才又回到北京。

　　建国后，政府对我们家进行了安排，“文革”期间也我们家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这是因为我们家有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那张烈属证，其他西北军阵亡将领都没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批的，这样，红卫兵在到处抄家的时候，佟将军家被扫地出门，张自忠家也都抄了，红卫兵来我们家，进门一看，你还有这个，他们说这是最高指示，这么一来，它就成了一个护身符，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一天夜里，有人开了一辆卡车，去把我父亲的墓给扒了。

　　现在我们一家平稳。我原来在民革北京市委做副秘书长的工作，1997年退休，现在还有一些社会工作。我跟我的哥哥、妹妹一样，都70多岁了，身体很不好。大家都有一帮晚辈，生活得很满足。南都周刊记者 向南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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