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专家互动

　　孙立平：

　　下面进入媒体互动，在座的媒体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什么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发表。

　　中国新闻社：刚刚大家讲的很多都是跟网络、短信相关的，现在能够做到随时随地沟通还是要靠手机。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手机这种媒介的？

　　苏琦：手机比网络来说，从技术的角度讲障碍更少、门槛更低，而且由于共识性、参与的互动性比互联网要强。以后可能会达到用手机随时随地上网、随时随地跟贴等等。

　　但是目前来讲手机的功用还是汇聚大家的意见、彼此之间互相沟通，手机或多或少能够避免互联网上的匿名，手机无论群发还是什么，都是有目的性，互相有身份的认可。让心畅通的根本就是一定身份要确立，不然的话沟通只是一种表达，无法进行畅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手机是对身份象征确认基础上的沟通模式。

　　孙立平： 从交流的角度讲，手机是其他的方式不能替代的。有一次开会，中国移 动的副总讲了一句话，当时对我很触动。他们想发展一种专门针对民工的手机或者是话费的方式。用这样一种模式可以保证每个流动出来的民工，能够很方便地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也许这样，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会大为降低。

　　因为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实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与家里都没有什么联系，完全是一个人孤独地流浪在外，这时他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假如，每个星期能和家里通个电话，和爸妈讲几句，让他感受到亲人的存在，感觉到对亲人有责任，这种情况下来自亲人的约束可能就非常不一样了。它看起来仅仅是一种形式，像其他方式不能够传达的能够，手机是不能替代的。

　　日本《读卖新闻》：对于政府来讲信息社会是一个威胁，因为信息社会里，政府管制不了信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信息社会怎样影响或者是怎样改变中国的政治？

　　李颖：

　　从人对信息的获取、发布和能力的把握是一种社会进入到自由民主阶段非常重要的标志，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手机，其实手机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手机是4亿部，互联网大概有1亿人上网。所以这种新的信息技术带来新的传媒，和新的获取沟通能力对整个中国政治的进步、改革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推动力。

　　苏琦：

　　如果讲到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前的网络空间对某种民主形式进行了预演，这让我们对于民主的热情不会显得那么天真。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一定规则的话，或者说没有自由所对应的责任或者是权利所对应义务的把握的话，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话，效果会出人意料。我们以前讲的民主更多是“我想要”，但是你真正要的时候怎么推进它、怎么样实施它，现在网络、手机平台提供了一种试验田。

　　孙立平：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上层和下层信息的沟通，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层次和等级很多的，如何使下面的信息能够传达到上面？现在随着沟通手段的多样化，这个问题至少从技术角度来说会有改善的。

　　《新经济导刊》：现在新媒体已经开始返哺传统媒体的格局下，新媒体也诞生了一些学术明星或者是草根学子，在座各位都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网络会不会成为民间学者的诞生之地、成长之地？

　　崔卫平：

　　民间思想的出现，在网络上表现得是最显著的了，它对现代汉语的文体都产生一些作用，包括文体的变化。现在，像《南方都市报》的一些评论我都能够找到一些网络评论的影子，我觉得网络写手在网上得到了锻炼，所以写的东西既精干、有力又有深度，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东西会受网络写作的影响，这个回答是无疑的，完全是可以肯定的。

　　苏琦：

　　我没有那么乐观，因为网络文体必须要精干，迅速把观点表达出来。目的之一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在其中有很多语言泡沫，有时是为了一个观点反复不停地说，形成一种语言暴力，有时觉得很抓人，但是有的比较空。

　　张颐武：崔老师的意见很对，民间思想很活跃，各种各样的爱好者都有着广泛的空间，而且出现了很多网络上的明星，而且还有很多人固定的追捧。我觉得娱评到社评，最先发展的是娱乐评论，当然这和网络的风格、形态是有关的。网络写手和学院学者是平行线，偶有交叉但大多数还是平行的，各自发展。网络发展是短平快，有些社评写的泼辣确实是纸媒不能比的。但是网络评论不能作为唯一的舆论空间，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么，这两者如何平衡？最近似乎报纸评论越来越趋向于追随网评，对于这个问题，好的地方是充满活力，坏的地方是报纸发表不同议论的空间被压缩了，因为大家都追着网评走了，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是值得讨论的。

　　孙立平：这个问题可能得放在中国具体来讨论，不是一般的来讨论网络上的意见和主流媒体之间的差异。因为在中国主流媒体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问题跟在其他社会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用稍微朦胧一点的眼光来看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大是大非网络没有走偏。

　　第三点，如何对待新的沟通方式所发出来的含义。一个层面是表面的声音，另一个是这个声音的背后在表达什么样的意见，还有一个层面是这样的意见代表什么样的声音，分析这些，就能够有一个处理能力，而这个事情和我们表面上感受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李颖：

　　我的体会是互联网之于主流媒体，可能是快餐式的一种东西，但是它是重要的补充。它跟主流媒体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但是读者的判断力和新闻的感受怎么理解，这是见仁见智的。

　　为什么我们国家手机这么普及、互联网业发展的这么快，而且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因为主流传播环境是比较限制的，这样大家在这一部分得到解放之后就特别渴望。在美国新闻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也有国家的利益。人类往往是这样的，越被压缩的就会越渴望那个东西。对上游提供了一个信息通道，对社会安定、反映民情都有好处。另外给大家一个释放的空间，在另一个方面可能会得到一种缓解，所以应该说还是很重要的。

　　《环球企业家》：3G发展之后互联网和手机会不会出现融合？手机具有的方便性在互联网上体现，互联网上具有的功能也在手机上体现，这两种融合之后会不会形成更大的技术交流平台和沟通方式？

　　李颖：融合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就开始了，现在是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融合，而电信网里有固定网和移动网，所以是四网融合。市场有这个需求，技术也没有问题，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障碍。融合是肯定的，而且它的价值会迁移，最终产生的价值，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和对整个效率的提升，这个结论都是肯定的。

　　移动网和互联网有几点比较大的区隔，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互联网比电信网、移动网要难管理。首先电信网是由六大运营商授权经营的，互联网是没有这个限制，大家都可以经营。电信网是国家投巨资统一建的，而互联网是任何人投资都可以建立的。移动网是由这几大运营商统一经营，包括信息的传播、运营管理、信息安全等等整体建设的安全性、管理性和运营授权都是非常严格的，而互联网是自由的。对于互联网来讲相对来讲控制更难一些。

　　互联网的优点是鼓励竞争的，而电信还是寡头的。作为电信来讲整体相对控制力强，但是从经营的角度来讲就不是完全平等的。而互联网就是平等的，电信一直是收费模式，互联网一直都是免费模式，所以互联网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通过互联网信息极大丰富、信息传播效率极大提升，但是一开始没有培养人们很好的付费模式，这种习惯养成之后等于互联网对的盈利模式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而电信这一块盈利模式就比较清晰，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付费都是天经地义的。在四网融合以后，手机和互联网融合之后会产生一些后果，第一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会提升。原来在互联网上的服务通过手机都可以实现，从技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手机主要是靠收费的，互联网是靠广告的。从经营模式来讲可以把手机的经营模式跟互联网进行一个组合，从商家来讲就更有经营、获利的空间了。从安全性来讲互联网的安全性要弱，电信网的安全性要强。电子商务今后是发展空间非常大的，特别是手机跟互联网结合以后，四网融合以后发展空间是不可限量的。今天之所以跟美国还有差距，主要是在资信的建立方面，如果实名制、信用卡等这些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今后肯定是非常大的。

　　《21世纪经济报道》：现在在座的几位学者，在舆论广角里是具有主导地位的，但是我们学院派的后继者会不会成为将来

　　苏琦：

　　我不是学者，我替这几位学者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非学院派在网络上能够获得很大的发言权，学院派为什么不能上网呢？还是你认为我们教育制度很糟糕到我只要受了学院派的教育说话都不会说了呢？

　　听众：不是说针对我们学院派目前的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些相对比较僵化的体制，有一些老生常谈公认的，有一种更优于这些体制的东西在生根发芽，更有利于思想的活跃。

　　崔卫平：

　　既要看到学术体制制度，也要看到学术体制下的个人。网络评论也好、思想也好，和受过更严格训练的应该是并行的，两者永远不可以互相代替，网络思想者永远不可能取代。但是真正形成一个东西是需要积累的，需要一个承前的过程。网络写作的特点是短平快，但写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他们有所不足，我们慢慢要习惯并行的思维。

　　孙立平：

　　互联网也好、新的沟通方式也好，刚刚出现，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不可预测。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永远要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