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

　　“韩流”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化”

　　上世纪80年代，曾用中国革命经验从事韩国工人运动的白元淡教授，也是韩国第一个研究鲁迅1927年以后的杂文、第一个翻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6月，白元淡来到上海出席“2007亚洲文化研究上海研讨会”，并接受了本报专访。文、图/张硕果

　　B=《外滩画报》

　　b=白元淡反抗军事独裁的女斗士

　　B：你的父亲是韩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你的家庭在韩国非常有名。

　　b：我的父亲是

二战后从朝鲜移民到韩国的，这使我的家庭在韩国非常特殊。这一点，不仅国外很少有人知道，就是在韩国国内，也很少有人知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把鲁迅的作品和其他一些中国、日本的著作，作为礼物送给我。我从小耳濡目染，对左翼思想和工人运动很感兴趣。

　　B：你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你对哪个中国作家最感兴趣？

　　b：当然是鲁迅。读大学和硕士班时，我的研究方向都是鲁迅。最初，我研究的是鲁迅的小说，后来，我开始研究鲁迅1927年以后写的杂文。你可能不知道，由于鲁迅1927年以后思想“左倾”，在当时的韩国，只能研究鲁迅的小说，不能研究鲁迅的杂文。我是韩国第一个研究鲁迅1927年以后杂文的人。

　　B：请谈谈你毕业后的经历。

　　b：硕士班毕业后，我开了一家出版公司，因为我感到当时(按：指上世纪80年代全斗焕时代)的韩国思想界、出版界非常保守，缺乏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民主运动提供思想指导的书籍。那段时间，白天我在出版社上班，晚上去工厂打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状况。与此同时，我写了大量配合工人运动的战斗性的文章。当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第一个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译、介绍到韩国，刊登这篇文章的《世界文学》杂志还因此而被停刊了。我一面公开发表文章，一面秘密搞工人运动。当时到工厂搞工人运动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以违反“国家保安法”治罪。我当时已经很有名，因此被盯上了。1986年1月，我正在一个工厂区组织工人斗争，准备在3月行动，但是2月事情暴露了，有关部门要抓我，我只好躲起来，隐姓埋名了三年。

　　B：这三年你完全脱离了工人运动吗？

　　b：没有，白天我东躲西藏，晚上可以出来做一些工作。1987年，韩国的民主化运动达到了高潮，很遗憾的是，我不能公开参加，而只能在外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1988年底，有关部门解除了对我的通缉，我先是担任了韩国全国工会协会的组织部长，不久后又改任联络部长。因为我们意识到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必须把工人、农民和学生等民主力量团结起来。重返学术研究

　　B：为什么后来又回学校，搞学术？

　　b：工作了几年，1993年，我重新回到了学校，就读延世大学博士班。我作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1989年5月，我结婚了，我的丈夫也是搞工人运动的。婚后，我既要照顾家庭，又要参加工会工作，一天几乎要工作20个小时，非常累。生孩子后就更忙了，活动空间很小，我想停下来休息。更主要的原因是工会组织内部发生了分化，这让我很失望，所以，也想停下来好好想想，寻找新的出路。

　　B：1994年你来中国

留学，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来中国继续学习是很自然的事，但我想这并非唯一的原因，有其他原因吗？

　　b：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忙着搞工人运动，我的两个孩子又相继出世，所以，我们的经济很困难。(笑)

　　B：你的意思是，来中国留学比较便宜吗？这是很实际的因素，但是否有其他非实际性的、思想上的追求？

　　b：在韩国搞工人运动的时候，我们借助的主要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当时，就不断有人问我们，你们老谈中国，但是你们了解中国的现实吗？你们能谈谈中国的现状吗？而我们却只能无言以对。所以，在1992年

中韩正式建交，可以来中国大陆留学后，我就选择了来中国。倡导“东亚共同体”

　　B：请谈谈你最近的研究和你关心的问题。

　　b：最近，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冷战后亚洲文化的后冷战化，也就是，冷战思维在亚洲并没有结束，亚洲空间里的地域主义、民族主义力量强大，缺乏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我在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宣传亚洲主义。最近几年，东亚地区吹起了一股“韩流”，我很关注这一状况，希望从中找到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但是，我在研究“韩流”的过程中发现，“韩流”看起来是韩国的，而实际上相当大程度是“美国化”的，里面包含着冷战化的美国文化。中国人喜欢“韩流”也不是真正喜欢韩国文化，而是通过“韩流”了解、接受美国文化。为什么韩国甚至东亚的文化会“美国化”？美国的文化战略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去了美国，想搞清楚。在美国工作、学习了一年多后，我发现，美国这个多种族、多民族的移民国度，表面上文化多元化，实质上，却思想高度统一，主流意识形态力量强大。二战后，美国介入了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再造，在重组亚洲力量结构的过程中打下了深深的美国烙印。为了把持亚洲地区文化上的控制权，美国起用了和它有相似战争经验、文化战略的日本，作为它在亚洲的代理人。这就使亚洲国家失去了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机会。同时，也加深、加固了亚洲国家间的裂痕。目前，我最感兴趣的是研究冷战和冷战前的亚洲历史。一方面，了解冷战结构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在冷战前的亚洲关系中寻求可能性。我发现，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前的历史都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今天的冷战前和冷战史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叙述出一个亚洲近现代历史，一个非美国、非日本化的亚洲历史。

　　B：那是怎样一种历史？

　　b ： 我们知道，在冷战前的1947年，亚洲各国就在搞“不结盟运动”，亚洲各民族就在尝试寻求一种非冷战化的交流模式。即便在冷战时期，在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和朝鲜的交流也超出了国家、民族利益的框架，朝鲜民众和中国民众也产生了真正的文化上、感情上的交流。今天，亚洲从战场变成了市场。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在树立自己作为文化产业大国的形象。前不久，韩国一家电台还采访我，问我如何保持“韩流”的影响，希望我给一些策略性的建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契机，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建立我们的文化经济学。不仅只是为了占领政治高位和经济利益，而是产生真正的文化交流。

　　B：从你的谈话中，我感觉到你对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抱有某种积极性的期待，是这样吗？

　　b：可以这样说。斯图尔特?霍尔曾做过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研究，他认为，大众会对消费文化产生认同，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选择和抵抗。今天，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资本的力量是无法全面拒绝的。我们只能进入资本动作的内部，利用各种矛盾、契机和可能性，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经济学，寻求真正的文化交流。当然，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它的生产性很可疑。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使民众从消费主体变成生产主体，变成意识形态主体和文化主体。这是在亚洲的空间下，需要大家一起来考虑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但是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最近，韩国农民在香港反对“WTO”的运动就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在这一运动中，香港的NGO团体、工人和移民打破了民族的界限，团结一致，创造了新的斗争文化。这是从民众中、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