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资本主义并非人类最终答案

　　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现实？如果你承认现有的东西，怎么改变它已经是无意义的了，或许你可以在一些小的地方做些微的改进，但是不对整个系统作出批判就没有意义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这位活跃于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的哲学家，所到之处几乎都能引起广泛关注。他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涉猎的范围囊括希区柯克、列宁、歌剧和“9·11”恐怖主义袭击等毫不相干的领域，被人称为“旷世鬼才”。他以天马行空的语言及写作风格著称，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极其擅长将心理分析、政治和黄色笑话熔于一炉。即使在说明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时，他也倾向于用黄色笑话来举例。

　　2007年6月，齐泽克应南京大学之邀来到中国，他在南大的第一场公开讲座，引来了数百位听众，一时间报告厅人头攒动，许多后排的学生不得不踮起脚尖来瞻仰大师风采。然而一个多小时艰深谨严的哲学讲座下来，最后听众只剩下七零八落的20来人。

　　几天后，还是在南大，哲学系的讲座上，齐泽克憋不住了。他开宗明义般地，一开场就对听众宣布，“这是我在南大的最后一场讲座了，我今天说什么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黄色笑话！”

　　在世界版图上，斯洛文尼亚只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国家，但在观念世界里，与其狭小疆域和稀少人口相比，斯洛文尼亚获得的声誉却大得不成比例，这都要归功于斯拉沃热·齐泽克。

　　你很难把齐泽克的形象跟这样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师联系起来。也许是不惯南京的炎热，他连续几天穿着疑似睡衣的松垮老头衫，灰褐色的卷发永远在出汗。他激动地一边说话一边以铿锵的节奏点头，同时神经质地用手指揪拎起湿漉漉的汗衫前襟，频率约每分钟20次以上，而他的英语里面，居然还夹带着大量坚硬的大舌音小舌音。不去听他的谈话内容，你会以为他大概就是东欧小酒馆里最常见的那种大肚腩工人，每天下班回家前跑去喝一杯，再跟其他酒客交换交换黄段子。

　　其实老齐现实生活中非常“规矩”：不喝酒，不抽烟，不搞

婚外情……此次随他来华并兼任他翻译的吴冠军打趣他是“常冒坏水的好孩子”，似乎他所有的奇诡不羁，都只输出在他的思想与文字之中。

　　飞来飞去的明星

　　齐泽克在卢布尔雅那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着重考察了拉康、德里达、克里斯蒂瓦以及其他欧陆哲学家的著作。尽管这篇论文才华横溢，但齐泽克还是无法获得硕士学位，直到他同意增加一个附录，对上述哲学家进行充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尽管修订了论文，学校还是认为齐泽克不适合任教，他只好前往法国，在拉康的女婿和知识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的指导下学习，并跟随米勒进入了精神分析领域。

　　198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为他在英语世界一炮走红奠定了基础。在这本书中，他借由对黑格尔进行拉康式解读为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而震慑了西方学术界。接下来几年，他连续出版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快感大转移》、《易碎的绝对》等大量有影响的论著，出版速度达每年2—3本，颇为惊人。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洋洋30余万言，通过理论演绎，系统地阐释了“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三位一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齐泽克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齐泽克在西方广受追捧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十分善于利用大众文化载体传播自己的思想，他拍摄电影，与许多明星过从甚密，甚至谙熟好莱坞八卦，他的电影《齐泽克！》不但受到哲学爱好者的欢迎，也为许多先锋电影观众所瞩目。

　　这位在全世界高校与学术场所间飞来飞去的明星式学者，生活异常简朴，他家中另一项琳琅满目的收藏是来自全世界酒店的洗发香波和沐浴露，这可以节省下他自己购买生活用品的时间，他的袜子，全部“来自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差一点进入总统委员会

　　齐泽克的居住地卢布尔雅那坐落在萨瓦河边，那里风景迷人，整个城市人口只有25.4万，“很像一座学院”。“人们彼此认识，或者睡在一起，或者斗成一团，或者又睡在一起又斗成一团。”

　　对于齐泽克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凄凉的，不过到了80年代便有了起色。齐泽克相信，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10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有3年时间，是绝对的自由自在，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规章条例来管理赤裸裸的色情文化，当时到处都是报亭，它们都贴着非常具有色情味儿的海报。有一次我跟儿子一起经过一个报亭(他那时还很小)，亭子上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画了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她双腿跨在哈雷

摩托车上。我儿子说，‘快看，多棒啊！’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女人，他指的是哈雷摩托车！那个时代是我们的失乐园。”

　　齐泽克有过3次婚姻，太太一任比一任年轻：第一任太太与他年龄相当，第二任太太比他小10多岁，最近新婚的第三任太太，是阿根廷一位美艳

名模，比他整整小了30岁。这位名模的父母都是齐泽克的崇拜者，她父亲是一位拉康学者，她本人也对后现代理论颇感兴趣。

　　斯洛文尼亚独立以后，齐泽克开始竞选斯洛文尼亚四人总统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那是1990年，这个国家第一次举行民主选举。最后他获得了光荣的第5名——对他而言，这是最好的结果；或许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如果他真的当选，他的第一个行动或许就是辞职。“我觉得占据那个位置意味着你每周都要开会，随之而来的是影响和权力——不过我不稀罕，那是个一天要工作24小时的职业，承载着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

　　大师半失业

　　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齐泽克的反抗姿态一直没有变。近十几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演变，尤其是东欧社会主义阵线的萎缩，齐泽克反而越来越马克思主义化，也越来越左翼化，因为他所反抗的不再是无所不在的集权控制，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新秩序。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虽然表面上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但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都席卷其中了。

　　齐泽克十分善于观察日常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并统统将其理论化。比如，他注意到人们在进入电梯后，喜欢不停地按关门键，尽管关门键并不能加快关门的速度，却可以使乘客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的行为富有成效。齐泽克由此联想到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无助的公民——表面上这些公民通过投票参与了政治进程，但由于两个政党在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因此实际上这些公民并没有任何选择可言。

　　齐泽克展示了哲学家与游牧人在本质上存在的亲缘关系。“我在多个领域内进行着独特的游弋：政治学、哲学、心理分析、符号学、电影研究以及大众文化等方面，没有边界、也没有实际目的，只有在思想地标上不停的移位。”

　　西方学术界评价齐泽克“发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认为他是欧洲近10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而齐泽克在自己的祖国却基本处于半失业状态，只占据着一个高级哲学研究员的闲职，他的许多著作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已被禁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