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齐泽克：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我希望成为第三种力量

　　人物周刊：有评论说您“对当代社会展开的心理解析，几乎单枪匹马地复兴了意识形态概念”。您本人是否同意这一评价？

　　齐泽克：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后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没有人再去关心那些宏大的事业、宏大的意识形态的方案，相反，每个人都在关心快感、关心金钱，关心那些很实际的东西，这是非常恐怖和有害的。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复兴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认为其实今天我们仍然处在意识形态、而非后意识形态中。但是意识形态不再是大的政权方案或哲学方案，而是非常琐碎、微小、不足道的个人体验，遍布在你的日常生活、以及你与他人的互动之中。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遗忘意识形态之争的时候，今天恰恰是意识形态最强之时，因为当人们认为没有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就化身在他们的日常实践中。

　　人物周刊：听说从卢布尔雅那大学硕士毕业时，尽管您修订了论文，学校还是认为您不适合任教。

　　齐泽克：这倒是真的。直到现在，也许他们依然认为我不适合任教。我现在也只是在这所大学里担任高级研究员。我年轻时，国家仍处在旧的南斯拉夫时代，当权者认为我不够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允许我教书。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当权者又认为我太过于马克思主义，也不适合教书。这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位置——政治压迫所带来的政治位置。假设30年前学校就给了我不错的教职，也许我现在是一个大学教授，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人物周刊：跟许多哲学家不一样，您不仅研究政治与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您说过权力本身是一个空洞，那您为什么还希望去参与权力？

　　齐泽克：我当时在政治上确实非常积极活跃。当我说到权力的时候，我只是在讨论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个空位置，不同的帮派去抢夺这个位置，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宣称其生来就可以占据这个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是空的。当你处在权力位置上时，并不是说你就拥有权力，而是权力通过你来行使它自身的力量。

　　人物周刊：您当时参选的具体情形怎样？

　　齐泽克：那是一个所谓的民主选举，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民主选举。我当时出于非常特定的原因卷入政治：在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当时我们国家的政党分为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前共产主义者，另一边是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希望成为第三种力量，既对前共产主义者保持批评，同时也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

　　我当时对政治的参与，并不代表我对政治最根本的理论思考。我参政是为了阻止更大的灾难发生。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政的主要责任是阻止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接管政权，以后的左翼斗争也会在这个方向上展开。但两三年后我就失去了兴趣。

　　人物周刊：您说过，理论上您并不赞成斯洛文尼亚的独立，但是你却很享受独立所带来的政治权益。为什么这么说？

　　齐泽克：我想我并不在乎斯洛文尼亚本身独立与否，在这一点上我跟我的左翼朋友意见相反，米洛舍维奇在国内取得统治权的时候，整个南斯拉夫、前南联盟的统治已经结束了，那时已经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大多数人并不在争取独立，但是每个在前南斯拉夫的人都预见到了战争的降临，很多人当时只是简单地想摆脱战争。后来发生的内战以及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就是当时的政治所导致的状况。我认为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并不对后来南斯拉夫的解体负责，南斯拉夫在1986年已经结束了。1986年民族主义的阵营——其头领就是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取得权力，从这一刻起，南斯拉夫其实已经结束了。现在整个斯洛文尼亚的人根本不期待南斯拉夫的复合，因为现在斯洛文尼亚已经是欧盟的成员国，经济上很成功，发展迅速而巨大，因此没有人怀念南斯拉夫。

　　没有一个东欧国家

　　有能力像中国这样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

　　齐泽克：问题在于东欧的国家系统并未很好地正常工作，因此它们必然崩溃。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在1970年代中期，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你看今天的中国，一方面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保持着快速的、爆炸式的发展，而当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悲剧在于，并非是敌人的反攻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东欧所谓的进步力量并不能提供新的可能性，比如发展现代化的积极方案。

　　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常在卡通片中看到的很有趣的一幕：在《猫和老鼠》里，猫在空中的钢管或者绳子上走，其实它已经走出绳子、脚下已经没有东西了，但是它们并不马上掉下来，只有当它往下一看，发现脚下一片悬空，才心里一惊，马上坠落下去。东欧的情况也是如此：早在他们知道自己脚踏空之前，他们已经失去了基础。这就是真正的悲剧，我们到现在还在付出代价。

　　今天在大多数的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有所谓的“迟到的反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已经过去了，新的右翼政党宣称大多数的人们也对资本主义感到或多或少的失望，他们以前认为资本主义来了生活水平会提高，但是穷人依然很穷，一些人甚至比共产主义时代更穷。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一个反动的解释是：共产主义并未真正丧失权力，他们仍然秘密地通过黑手党控制着经济，所以要发起清洗，把共产主义力量彻底干掉。这是多么悲哀的现象，东欧的有些政治势力，对灾难和危机就采取了这样全然反动的姿态，如果这个趋势胜出的话，斯洛文尼亚甚至都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为一个退步的反共产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需要警惕。

　　人物周刊：在您的祖国以及东欧巨变的过程中，您是否遭遇过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齐泽克：第一个对此做出反应的是东欧国家，在过去20年里，没有人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完全犬儒的姿态。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从来不是疯狂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很好的工具。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有足够的对抗内部矛盾的本领、有貌似民主多元的环境。要重新分析资本主义，就要对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一些理论进行改进。

　　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全球的最终答案，我从不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未来的命运。当今的社会有新的危机、新的紧张，我们需要保持批判性，这从来不是一个躺下去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已经接受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并把它作为一个最终的现实？如果你承认现有的东西，怎么改变它已经是无意义的了，或许你可以在一些小的地方做些微的改进，但是不对整个系统作出批判就没有意义。后现代左翼力量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做微小的斗争，但是微小的斗争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

　　对一个哲学家保持忠诚，是坚持他们放弃和妥协掉的东西

　　人物周刊：您的思想体系在何时得以成型？黑格尔、马克思、拉康等人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

　　齐泽克：绝对是黑格尔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虽然写了很多关于电影、大众文化的评论，但在内心深处、最根本的，我跟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今天依然是鲜活的，在今天展示这一积极而活跃的哲学思想，让我感到兴趣。假设必须要我在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黑格尔。年轻的时候我从海德格尔开始研究，然后转向法国的哲学思想：德里达，福柯，然后到拉康，从拉康到黑格尔。到25岁的时候，我作为现在这样一名理论家的姿态基本上已经成型。

　　我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解体，你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立场，我不是，我完完全全可以延续自己以前的理论。我的第一本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也译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尽管是1989年出版的，但却是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写的，那时我的状态和风格和现在的著作是统一的。

　　人物周刊：今天，对已有的哲学经典与理论的重读和重建意义何在？拉康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而你又重新解读了拉康……

　　齐泽克：你说得不错。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对拉康保持忠诚。每个伟大的哲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发展出一个理念，这些伟大哲学家中的大多数并未把自己的理念推进到底，他们可能提出很多洞见，但他们中途妥协了。真正对一个哲学家保持忠诚，并不是从字面上忠诚于他所写下的内容，而是坚持那些哲学家们自身并未坚持下来的理念，那些他们放弃和妥协掉的东西。你必须对他持有一个批判的态度。举例来说，拉康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弗洛伊德，他恰恰展示了弗洛伊德自己并未意识到的东西、弗洛伊德在文章中存在的矛盾。我对拉康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持同样的态度，以批判的态度来展现马克思本人的局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做到了对马克思精神保持忠诚——忠诚于马克思，但是超越了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