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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焦雄屏:杨德昌是世界级的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3日17:20 南方人物周刊
当我看到他的《恐怖分子》,感到非常震惊,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他是个伟大的导演。他对台湾社会有非常精准和细腻的观察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在大家眼里,我就是他的代言人。”电话那头传来焦雄屏平静而疲惫的声音,身为本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主席的她正忙得不可开交。“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做点什么。” 6月30日,在地球那一头,她曾经的战友、华语电影大师杨昌德去世。 1981年,杨昌德从美国回到台湾。那一年,焦雄屏也从美国回到台湾。像一股热潮,大批留学海外的台湾电影人陆续回来,他们雄心勃勃地发动了一场革命,开启了台湾的新浪潮电影时代。 当年秋天,张艾嘉策划电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一群年轻的电影人由此常常聚在一起。 一天晚上,焦雄屏和杨德昌闲聊,忽然惊讶地发现,他们有个“奇怪的共同嗜好”——都很喜欢一个叫赫措格的德国导演。这是一个叫喊着“我就是我的电影”、“了解我就等于了解我的电影”的疯狂的艺术家。 “我们都感觉是遇到了知音。从那时开始大家就有了一种默契。后来我才发现,赫措格有一种超人思想,他的思维非常形而上,在这一点上,杨德昌和他非常相像。” 外科医生般的精准 人物周刊:1980年代你们常常聚在一起谈电影创作,那时你是怎么看待杨德昌的艺术创作的? 焦雄屏:一开始我对他有保留,认为他比较洋派。当时我也刚从国外回来,也很洋派。但是,看到日本电影替日本做了很多事情,就一心一意想做本土电影,很希望从本土出发,做一点真正民族的东西,传达当代台湾人的思维 、生活,创造让我们骄傲、让同胞认同的东西。 人物周刊:从什么时候起,对杨德昌的电影转变了看法? 焦雄屏:当我看到他的《恐怖分子》,感到非常震惊,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他是个伟大的导演。他对台湾社会有非常精准和细腻的观察。他动用了非常复杂的电影语言,把整个华语从简单的、直线叙述的讲故事的方式拉高到很现代化的层次,非线形的电影结构,不时插入隐语,镜头和镜头、段落和段落的连接都不是传统的,采取复杂的、多方向的思维。我常常说,他对现代化的思维有一种“外科医生般的精准”,每个镜头,从灯光、色彩到构图,无一不像建筑师般的准确。我当时真是吓了一大跳。 人物周刊:他是怎么观察台湾社会特别是台北这个大都市的? 焦雄屏:那一年是台湾电影最重要的一个转折,从之前简单的回顾式的整理,到一个全新的、反省社会的层次。到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又跳回来,从非常大的一个视野来看台湾一段特殊时期的社会形态,年轻人的成长,他们在社会上受到的压抑,电影颜色非常的鲜明,有非常多的哲学思维在里头,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成长故事,真是个大杰作。 人物周刊:总体来看,他坚持的始终是对社会的尖锐批判。在他的创作中,这种批判有变化吗? 焦雄屏:他后来的两部是以更嘲讽、更犬儒的一种方式去看台北这个大都会,他的道德批判是悲观、负面的,表现极度现代化和物质化中的人性扭曲。这两部其实比较弱,人物太夸大,主题太严肃,有些格格不入。当然,语言的准确无可挑剔。 到《一一》时,他有一种中年人经过沉淀之后对生命的一种领悟,从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演变为中年人对现实的妥协和让步,以及这种妥协下边的矛盾。从内涵来说,《一一》更加复杂了。 人物周刊:严格说,他是个半路出家的电影人,在美国当了7年电脑工程师。这种经历对他的创作有影响吗? 焦雄屏:他确实不像一般学电影的人,完全局限在电影简单的思维里,或者产业的斗争之中,也不像一般的文学家,会对很多东西做比较传统的文学处理。 他有科学家和建筑师的精确,受过理性的训练,还有其他领域的训练。应该说,他从小到大都是艺术家,但他的科学背景帮助了他。他从小就画画,脑子很清楚,画面很丰富,写的文章也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写的一篇讲述童年的文章,跟他的电影一样,好玩得不得了。 人物周刊:这种如同外科医生的理性态度,对他的作品有局限吗? 焦雄屏:我常常感觉,他对电影中的人物太冷漠了,他总有一种俯瞰天下的味道,太理性、太冷酷、也太尖锐了。不过到《一一》的时候,他有了一些转变。 人物周刊:他的个性和他的作品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焦雄屏: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充满了创作欲望,从他的画、他的文章就能感觉到。如果他心情很好,畅开胸怀跟你聊,他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他的阅读涉猎很渊博,眼界很开阔。和他聊天,老外都会说“he is great”,会非常惊讶,决不会把他看作寡国小民,或是来自偏僻岛屿的人。 “先德”“先贤” 人物周刊:谈到台湾电影的大师级人物,“先德”和“先贤”这两位,除了电影风格的区别,这两个人的道路和个性有什么区别? 焦雄屏:(笑)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太有意思了!杨德昌是非常西化的,是个知识分子,有着丰富学识和渊博的阅读基础,所以倾向于哲学思考,他在美学上受过很好的训练。 侯孝贤是街头艺人,他的所有社会经验都来自街头,他不是个读书的人,曾经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街头小混混,身上带着典型的底层人的特质,有亲和力,很容易和人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嚼嚼槟榔,唱唱卡拉OK,他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但是他对艺术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没有任何学理基础,都是自己慢慢学来,慢慢摸索出来的。 如果说杨德昌是一个现代大都会的分析者和剖析者,侯孝贤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家,我们称他为“素人艺术家”。有意思的是,这两人在慢慢地接近了,杨德昌向生活靠拢,侯孝贤向知识靠拢,他们走的路完全不同,但最后有些殊路同归了。 人物周刊:内地的第六代导演都谈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作为经常来往于两地的电影人,你如何看? 焦雄屏:我直觉感觉,大陆人在“先德”和“先贤”的作品之间,似乎更喜欢杨德昌一些,而台湾人更喜欢侯孝贤。 我很诧异的是,为什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内地年轻导演有这么大的影响。在杨德昌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恐怖分子》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然《一一》更成熟。我们都是台湾公务员的后代,当看到外省人在台湾成长的一些经历,我非常感动。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对大陆的年轻导演产生了这么大的触动,我不太理解。 人物周刊:台湾电影现在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而杨德昌贯穿了30多年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是否该负有一些责任?他是很少顾及市场和商业需要的。 焦雄屏:对,对,没错。台湾电影到现在都脱不了这些 “先德”“先贤”的影响,再加上一个“先明”(蔡明亮)(笑),不管怎么拍,他们的电影里都能找到这3个人的“毒”。这样的状况对产业链的影响未必是好事,他们的作品多数没有受到大众的关注和喜爱。 80年代,当我们在努力推动新电影时,台湾刚刚解除戒严,大家都想从电影里共同分享一些时代记忆、一些成长的痕迹,而那个时候,这些在琼瑶电影和李小龙的武打电影中都看不到。当大家看到新电影时,便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尤其是大学生、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在台湾,杨德昌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 焦雄屏:不,他不是台湾而已,他是世界级的。从80年代开始,他把电影拉升到现代主义的层次,很少有电影创作者到现在还思考后现代、后资本社会这中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他真正是世界级的,不只是提升了台湾电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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