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洪区百姓承受洪水之重：春种可能看不到秋收

　　他们在承受洪水之重

　　本报实习记者 胡佳恒

　　春种可能看不到秋收，本有投资欲望的外地商人也不敢前来——分洪区这样的硬伤使得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始终悬空。而在洪水肆意的时候，分洪与否的不确定性也使分洪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时刻处于不稳定的焦虑当中

　　涡河是淮河的一条支流，它从安徽蚌埠市怀远县的一个村落前流过。

　　这个背倚大堤、紧邻河水的小村现在只剩下何京一家。

　　由于几乎年年涨水，村里的其他人从去年起就陆续搬到了堤内的移民小区，凭着政府补助一点，自己支出一点，住进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涨水。”何京说。四天前外出回家时，她趟过了十公分深的浑水，但仅过了两天，水就涨到了一米多。现在，何京忙着把家里值钱的物件搬到二楼，每天出门买东西，她都划着自家的小木船。

　　“其实我们也想搬，但住进了商品房，我们养不成牛了，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在何的眼里，今年河里的水涨得还不算快。但她家的两层楼已颇让人担忧——因为几乎每年都有半个月浸泡在洪水中，墙壁红砖裸露，上面的石灰也已经开始剥落。

　　何家的生计靠河滩来维持，但河水的暴涨又时不时带来麻烦。不过何京最近还是决定年底搬进移民小区，至于搬过去后做什么他们还没有计划。无论怎样，当何家的两层小楼倒掉以后，这个河边小村将最终消失。

　　淮河分洪

　　淮河岸边越来越多的房屋已经在最近几天的洪水当中消失。七十二小时淹没数十万亩的汹涌洪水，让淮河抗洪形势变得愈发紧迫。

　　继7月10日安徽淮河干流王家坝开闸泄洪之后，安徽省上六坊堤、下六坊堤、南润段、邱家湖、姜唐湖五大行洪区又在一天之内接连启用。7月12日晚7点，安徽淮南市的石姚湾行洪区也开始扒堤行洪。至此，淮河防总下令开启的9处行洪设施中安徽就占了7处。

　　“现在天气已经不正常了。”安徽阜阳市的刘力说，上周末他粒米未进，因为从周六凌晨开始，阜阳下了20多个小时的雨，出门就是没过小腿的积水。雨停之后又是暴晒，他说气温恐怕有37度。而来自当地气象部门的消息称，周末还会有暴雨来临。

　　离阜阳县城30公里的王家坝在经过了两天的开闸蓄洪后也于7月12日关闸，它在静待更大洪峰的造访。“安徽不应该再分洪了，别人嘲笑安徽人穷，但他们从不说安徽为分洪作了多大的牺牲。”刘力调侃道。

　　也有市民不同意刘力的观点。“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自己会不会被淹，还顾不上关心分洪区的农民。”出身农村的阜阳市民王力强说。王直言他曾经泡过水，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安徽省颍上县赛涧乡清真村村民刘守黄五天前上堤参加防汛巡逻，现已日夜坚守了一个星期。“如果不开闸，我们一定能保住大堤。”但刘守黄说这句话时，他所在的姜唐湖行洪区已经开始行洪。

　　荆江煎熬

　　现在，同样经受分洪煎熬的还有荆江分洪区，尽管这个921平方公里的分洪区现已半个世纪没有趟过洪水。6月的一次长江流域强降雨，让沙市水位在6月8日到22日之间日最高涨幅达到2.33米，但就在5月，沙市航道水位还处于历史同期罕见的负值。

　　80多岁的沈美安经历过第一次荆江分洪。1954年的夏天，当长江对岸传来两声枪响，警告将要开闸放水时，沈正在家里整理行李准备逃难。他后来随着人潮走上了汽渡码头，远远的看见汹涌的江水从太平口闸流进，向对岸的南婺州奔去。“当时水离堤面只有一尺多了。”在人潮涌动的汽渡码头一侧，静静端坐着一尊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铸造的镇江铁牛，此时它的身子已被江水淹掉大半，上有铭文“翳千秋万世兮，福我下民。”

　　44年之后，在1998年8月6日晚接到准备分洪的通知时，家住公安县(在荆江分洪区内)埠河镇的李海青刚刚初中毕业。当晚他和三个兄妹坐在小货车的车厢里被转移，汽车在堤上举步维艰，“满眼望去黑压压的都是人，还有人赶着猪，很多猪都半路上热死了。”这段7公里的转移之路从晚上十点一直走到凌晨四点。而这一夜，公安县孟溪决口，地点就在荆江分洪区边上。也正是这一次鲜为人知的决口，加之此前有计划的扒堤行洪，荆江大堤顶过了历史最高水位，埋在分洪闸口的炸药终于没有引燃，荆江分洪区免遭洪水的侵蚀。

　　尽管当时并未被水淹，公安县仍然损失惨重，正处于成熟期的棉花因无人治虫造成大面积绝收。此后的几年其经济也一蹶不振：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7年就达到了2175元，1998年的洪水使人均纯收入骤降至1580元。大灾之后水旱灾情交替出现，1999年长江特大洪水、2000年和2001年特大干旱、2002年持续低温阴雨、2003年外洪内涝，使公安县农业经济在与频发的自然灾害抗争中艰难前行。

　　公安县这种“看天种地”的无奈与淮河流域“水灾年闹水灾，旱灾年闹旱灾”的处境有些相似。而现在，随着洪水的来临，越来越多的分洪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煎熬。最重要的是，这些分洪区都背负着相同的硬伤——春种可能看不到秋收，分洪区的招牌也足够吓跑本有投资欲望的外地商人。

　　迷失的分洪区

　　但毫无疑问，建立分洪区在经济账上是经得起盘算的。

　　湖北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如果对湖北省1500公里的长江干堤加高1米，不仅需要国家投入资金60多亿元，而且还要挖压农田1.3万方。而加高1米的堤防，在洪水期只能增加荆江行洪量4000—5000立方米每秒，况且堤防不宜加得太高。

　　根据水利部上报国务院《关于加强长江近期防洪建设若干意见的报告》显示，如果单纯靠加高堤防来防御百年一遇的洪水，测算总投资达2400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洪水水位越高，险情越多的防洪风险。

　　相较而言，荆江分洪区则实惠许多：完成建设任务只需投入29亿元，进洪量为7700立方米每秒，紧急情况下能达到17000立方米每秒。

　　但“分洪区”三个字的阴影还是笼罩在当地居民心中，分洪与否的不确定性也使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始终悬空。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分洪区时刻处于不稳定的焦虑当中，加之分洪区几乎都为农村地域，这就使这一特殊区域的自救产生了一种套路：快速城市化，以及减少农业人口。因为在设置分洪地点时，秉持的依然是效率优先，然后才是兼顾公平，而城市与农村的效率却一目了然。一些分洪区正在扶植的“打工经济”即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实际上就是在用效率追赶公平，以期缩短城乡差距。

　　在荆江分洪区与对面的城市之间，四年前就架起了一座长江大桥，不过四年来这座大桥并不是很忙碌。分洪区内的农民，清早贩一担蔬菜或葡萄坐班车走大桥到城里，晚上卖完再折返。虽然每天都进城，但他们都知道自己还不是城里人：因为在洪水凶猛时，他们还要放弃自己的家园。（来源：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