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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对网络管制的三重质疑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6日10:37 南都周刊
 郭巍青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1991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基层民主建设与地� 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能保证有效的公民表达与社会协商。普通公民没有资本，没有权力，他们只有网络。网络表达平台和网络民主，因此弥足珍贵。 文/郭巍青 厦门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名为《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立法者的意图是，禁止匿名发帖，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实名制。这里的“实名”，指的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尽管近期各种“大新闻”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这条新闻依然惹眼，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忧虑。忧虑在于，第一，它可能是当地政府在PX项目被暂停以后的一种恼羞成怒的反应；第二，它可能以一种“过度强力”和“过度管制”的方式，扰乱互联网的生态。 我认为，环境问题，互联网问题，公民行动问题，正越来越从边缘地带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公民以网络为平台，为保护环境而行动，对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都产生了真实的影响。它还构成一种判断标准，如果政策和管理是倾斜于破坏环境生态、敌视互联网、钳制公民行动能力的一边，那就表明政府的施政逻辑是落后的，治理能力是低下的。 质疑一：网络管制用意何在？ 厦门市要“立法监控本市网站的内容”，这与网络上对PX项目的抗议反对有关还是无关？古训有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是当地政府在PX项目缓建之后没有多久便召开了专门会议，发动这项网络立法；不到半个月，就完成了所有的咨询调研，完成了《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的初稿文本。这样的时机，这样的速度，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发布这项立法新闻的是厦门市工商局的副局长，他对记者说，“反对PX项目的事情出来后，政府觉得对网络内容该管管了”。有趣的是，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否认了这个说法，强调两者无关。却话锋一转来了这样一句：如果《处置办法》通过并实施，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组织、煽动反对厦门PX项目的人”，就要受处罚。 需要注意的是，“组织、煽动”云云，在政府的语汇中，是有严重涵义的。显然，这是把PX项目事件作为一场政府危机来应对。立法监控网站，相当于亡羊补牢。事情做得有点匆忙和凌乱，但匆忙凌乱恰好表明这不是常规行政，而是紧急行动。 然而这与不久前厦门市政府的表态大相径庭了。5月30日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许明耀主持新闻发布会时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学者和市民对海沧PX项目的建设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舆论也进行了积极的关注，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大家对厦门这座城市的关心和爱护，体现了对厦门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政府是充分理解和肯定的。” 既然是学者和市民的“关心”、“爱护”，是舆论的“积极关注”，也是政府的“充分理解和肯定”；怎么翻脸又成了有人“组织、煽动”，“该管管了”呢？这样的前后矛盾，就使得监控网站的立法倍显突兀，而且动机可疑。 进一步看，这样的矛盾无非说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与行为逻辑中，有两个方面始终不肯改变。一个是“GDP主义”的发展观，一个是眼光只向上看，只对上负责。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地方官员必定追逐大项目，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追逐，同时与满足上级考核指标、在同级竞争中脱颖而出、个人任期限制与政绩需求等等结合在一起，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机构层层压下，会形成一种不容商量的强大态势。它所发出的信号必定包含冰冷的逻辑：不要挡路。这种逻辑的“平装本”是曾经在湖南嘉禾县城大街上挂出来的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厦门市绕一个弯子，对网络论坛从此严加管制，算是一种“精装本”吧。 质疑二：公众监督需要压制？ 重要的是，拟议中的网络实名制，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究竟是一种保障还是一种威胁？更具体一点说，将来如果有人反对某个建设项目，列举其环境危害，广泛寻求认同者，诉诸社会舆论，构建集体压力，这是否会被视为“互联网上的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从而被禁止、追究和惩罚？ 如果是这样，那么别的方面暂且不论，仅就生态环境保护而言，势必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过去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成就固然巨大，但同时在环境和社会方面透支过大，代价过大，已是公论。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后果时期”，即环境破坏的恶劣后果集中凸显的时期。大量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等，严重超出过去一厢情愿的乐观预期。国际经验表明，要制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除了需要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广泛发动、唤醒并依靠公民社会的力量。 从中国国情来看，多年的强势发展之后，迫切需要从环境角度建立起抗衡力量。围绕着环境议题而发展起来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动，正是希望所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多次呼吁，环境保护需要强化公众监督和社会监督。但是，公众怎么监督？客观事实是，一旦出现发展的需求和环保的需求相冲突的时候，几乎没有制度化的渠道能保证有效的公民表达与社会协商。普通公民没有资本，没有权力，他们只有网络。网络表达平台和网络民主，因此弥足珍贵。 大量的环境争议和社会争议出现在网络上，是制度使然。大量的愤怒出现在网络上，是制度使然。网络本来是虚拟空间，却成了许多人的真实世界，依然是制度使然。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网络上出现如此海量的公共事件评论。然而我们毋宁将其看作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看作是公民参与的社会创新。这种创新需要获得正反馈，以利于积极公民力量的培育和生长。 在其他制度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预言，网络立法越是严厉，对公民表达的限制和审查越是苛刻，则环境污染必定越是严重，两者之间高度相关。 质疑三：“我怕”不让喊出来？ 在物质匮乏的前现代社会，一切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我饿”。但是在物质丰裕的现代社会，人为的技术风险和环境风险成为最重大的共同威胁。想象一下核电站泄漏，想象一下被一艘千吨级的运沙船一撞即垮的大桥，不难明白，基本的问题变成了“我怕”。 城市居民开始强烈地表达出“我怕”之担忧，这是城市生活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中国的困难，以及许多地方政府的困难，在于同时面对“我饿”与“我怕”，两种诉求是叠加的。 在这样的困境下，政府容易产生强烈的“管制冲动”与“技术迷信”。就是说，通过严厉管制来营造所谓“投资环境”，优先保证各种发展项目，同时相信，依靠技术可以消除风险。推行网络实名制，强化网络审查，禁止匿名发帖，发展关键词技术拦截信息等，都是循此方向而实施的严厉管制。 但是越来越多的当代研究和经验不支持这种方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专门论证过，民主制度是避免大规模饥荒的根本保证，因为它让饿肚子的人有机会喊“我饿”。同样道理，尊重并倾听那些在现场者的“我怕”的呼喊，是风险防范机制中最基本的一环。 经验证明，不民主的发展，不能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在巨额财富的另一面，还有看不见听不到的贫穷与匮乏。不民主的发展，会过分优待资本。资本“轻盈而愉快地”全球流动追逐利润，却将环境污染的风险、后果与治理责任全部摆脱给“地方”。 过去很多人喜欢讲，“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观念本身已经“落后”了。“旧观念加旧技术”的确是不好的，但它的后果至少还是可以预期的。真正可怕的是“旧观念加新技术”。因为新技术的无限发展，已经带来了不可计算的风险。但是“旧观念”却如鸵鸟般不愿听到“我饿”与“我怕”。在一场环境问题风波之后推出网络管制措施，这是“旧观念加新技术”吗？基本的判断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广开言路，更能听到民间呼声。 南都周刊稿件，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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