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尘埃中的上帝和两头蛇

　　那些反对者对天主教的传播忧心忡忡，而那些信奉天主的人内心更加忧惧。世代浸润在儒家传统中的奉教人士，他们往往要经受信仰交战和道德分裂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在《两头蛇》中，黄一农以王徵为例，翔尽而体贴地展示了一个儒家化的天主教徒在历史境遇中的深切痛苦。

　　《两头蛇》

　　黄一农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58元

　　西闪 撰文

　　那些反对者对天主教的传播忧心忡忡，而那些信奉天主的人内心更加忧惧。世代浸润在儒家传统中的奉教人士，他们往往要经受信仰交战和道德分裂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在《两头蛇》中，黄一农以王徵为例，翔尽而体贴地展示了一个儒家化的天主教徒在历史境遇中的深切痛苦。

　　《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是黄一农先生探究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天主教历史的专著，余英时曾以“体大思精”四个字评价此书。堪当他这四字评价的当代历史著作委实不多。

　　异质文明间的糅合与冲突往往相当复杂，明末清初的在华天主教史正是如此。20年前，黄一农从一个无线电天文学家转行进入史学领域，本只想专研天文学史，可当他因研究古代天象纪录接触到清初“历狱”事件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迈入了天主教史的范畴。曾经仰望星空的眼睛，一旦转向历史也有非凡目力。当年黄一农二十余篇考证论文使得不少学者慨叹康熙历狱的研究已经是“题无剩义”，其力作《两头蛇》获“体大思精”的赞誉似乎又是情理中事。

　　“两头蛇”之喻出自明末天主教徒孙元化的诗歌。孙在家中看见一条两头蛇，于是口占一诗。诗中写道：“昔贤对之泣，而吾反独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孙元化以两头蛇自况自嘲。两头蛇在决定行止时“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耳”的矛盾挣扎，正是当时许多奉教人士徘徊在天主教与儒家道德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心境。

　　可是，像孙元化这样的中国士大夫，为什么会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取舍艰难的痛苦当中呢？

　　为什么中国人会遭遇“上帝”？

　　准确地说，是航海家和传教士一起给中华帝国带来了“福音”。16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扬威海上的世纪，也是天主教迅速扩大传播范围的世纪。但在亚洲，天主教的传播一开始困难重重。在印度，葡萄牙人吃牛肉、饮酒的习俗均属印度教的禁忌，传教士的信众只能局限在低贱的种姓中。在日本，教区长将教会中的日本人视作二等公民，禁止他们学习拉丁文和葡萄牙文，引发了激烈的内部争论。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首度成功在广东设立教堂，标志着天主教正式进入中国，但其传播同样不顺利。中国人把天主教误会为佛教分支，传教士则误以为中国和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与欧洲教会的僧侣相当，也就默认了这种误会，剃了头发，穿上僧衣。像罗明坚更是自称“天竺国僧”。可直到1592年利玛窦在门生的劝说下蓄须留发，脱掉僧服改着儒装，努力融入中国士大夫的交游圈，天主教的在华事业才打开了局面。

　　一方面是天主教奉行的文化调适策略起了作用。另一方面，明帝国内外交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也迫使中国士大夫在传统之外寻求经世济民的良策。就像对天主教持友善态度的陈子龙所说：“明兴二百七十年……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士无实学。”士大夫中不少有识之士认同这个观点。他们不满提倡虚无的佛教以及空谈心性的阳明之学，转而相信天主教能够为风雨飘摇的时局带来开物成务、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这么说，利玛窦等教中人士大力推动的“天儒合一”的策略正好与士大夫希翼天主教“合儒补儒”的心理渴求两相汇流，让中国人遭遇了“上帝”。

　　用“遭遇”一词来描述明末清初在华天主教的情形大概是恰当的。因为很快，那些亲近“上帝”的士大夫们就感受到了理念分裂的痛苦。

　　死节与纳妾

　　不是所有的中国士大夫都接纳或亲近天主教的教义。以徐光启为首的奉教人士打出的“补儒易佛”的旗帜引发了天主教与佛教的紧张关系，也使一些坚持“华夷之辨”的士大夫提高了警觉。万历年间爆发的“南京教案”即是典型例证。更有敏锐如王启元者意识到了天主教与儒家根本不是同路人。他指出：“天主之教首先辟佛，然后得入其门；次亦辟老，亦辟后儒；尚未及孔子者，彼方欲交于荐绅，使其教伸于中国，特隐忍而未发耳！愚以为佛氏之说易知，而天主之教难测，有识之士不可不预为之防也！然其旨以天主即中国所谓上帝，则未然矣！”他的观点不可谓不超前。大约一个世纪后，罗马教廷坚持欲将天主凌驾于中国的上帝，“礼仪之争”引发，最终康熙禁教，中欧文明的第一波接触画上了休止符。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所谈到的所谓“汉语神学”的问题。为了给“汉语神学”开道，他排除了“汉语神学”修改自身，以迎合儒家成仁、道家得道、佛家圆融的可能。他对“上帝”的超拔高标，其实与王启元的思路并无二致，只不过一个要扬的是天主，另一个要保的是儒家。

　　那些反对者对天主教的传播忧心忡忡，而那些信奉天主的人内心更加忧惧。世代浸润在儒家传统中的奉教人士，他们往往要经受信仰交战和道德分裂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在《两头蛇》中，黄一农以王徵为例，翔尽而体贴地展示了一个儒家化的天主教徒在历史境遇中的深切痛苦。

　　王徵精研机械水利，希望力挽国势衰颓，故由西学而入西教。可在奉教之后，却面临“无后为大”的困窘之境，只好私违“十诫”秘密纳妾。没过多久，王徵自觉罪孽深重，心生悔意，想请神父为其解罪，却因纳妾为天主教重罪而遭到神父拒绝。为此王徵痛苦不已，多年来潜心清修，希望弥补纳妾之罪。六十六岁时，他终于痛下决心，公开发表《祈请解罪启稿》，自承曾严重违反“十诫”，羞愧悔恨，现将妾“异处”，视为“宾友”。断色以求解罪。决定之后，王徵在给表弟的信中说“百无一事于心，三碗饱饭后，一枕黑甜……”，心情大为开朗。可好景不长，李闯攻陷西安，要王徵出来做官。王徵再次违反“十诫”，绝食七日而死。

　　黄一农对王徵等奉教人士的精细研读，将明末清初的中国天主教徒的两难境地刻画得极其充分。

　　仍在困境中的“上帝”

　　现在的基督徒可能已经不再面对像明末清初天主教徒那样特别尖锐对立的道德困境了。但是否困境彻底消弭？答案却未可知。

　　刘小枫说景教(早期基督教会分支)为什么在唐代没有成为国教，像俄罗斯当年那样皈依，纯属历史的随意性。他如此说法无非是想将沉重的历史抛开，为基督神学拓出一片不沾灰尘的净土。可是，就算唐代因附会道家始祖老子而视道教为国教乃属历史的随意性，也不可能将“上帝”从中国的历史中超拔出来。就像黄一农揭示的那样，孙元化、王徵们的痛苦是真实的，沾满了历史的尘埃。

　　其实，联想到佛教之于魏晋，天主教之于明清，可知新思想、新道德和新信仰无不产生于历史动荡之中，也无不在历史动荡之中经受磨砺考验。以此审视今日，应无大错。

　　《两头蛇》的精妙之处岂是一篇书评可以道尽？余英时说此作“必可传世”，我觉得实在是持平之论。夸张地讲，宁读一本黄一农，不读十本刘小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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