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谈判背后的坎坷

　　他，是香港回归与澳门回归的历史见证人。在一轮轮谈判中，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处唇枪舌剑的最前沿，体验到“一波三折”的真正内涵。

　　□ 文/余 玮

　　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

　　1984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1月25日至26日，中英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8轮会谈。此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易人，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代表团团长，英方由4个月前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思接替柯利达出任代表团团长。

　　伊文思是一个“中国通”，曾担任过英国驻华代办处政治参赞。而周南则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12年，英语流利，外交经验丰富，词赋素养深厚，常有佳句妙联脱口而出。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参加了中英香港问题从第8轮到第22轮的谈判，并且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其实真正的首席谈判代表，不是别人，应是小平同志。”

　　在这几轮会谈中，英方的基本策略是：在承认“九七”后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争取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的保留，尽可能地争取“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的保留。这几轮会谈中，英方前前后后向中国方面提交了14份工作文件，内容包括：香港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对外经济关系、货币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与教育、个人权利、

公务员制度、防务与治安、宪制安排和政府结构、航运、国籍和旅行证件、土地契约等。通过种种方式，提出许多企图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国影响和使香港脱离中国政府领导，甚至使香港成为某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的建议。

　　对此，以周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灵活处置：对于英方提出的建议，凡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十二条”精神的，就予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违背“十二条”精神的，尤其违背主权原则的，就坚决驳回；凡属于应由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决定或必须在达成协议后在过渡期中由中英双方继续探讨解决的细节问题，就先挂起来或只作原则的规定，留待以后解决。

　　在1997年后香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双方代表发生了争论。中国的立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在中央政府直辖下实行高度自治。而英国则想把“中央政府直辖”几个字删去，把“高度自治”改成“最大程度自治权”。

　　周南回忆说，争取1997年后香港“最大程度的自治”，是英国深谋远虑的一招，旨在尽可能保持英国对香港的长远影响。他们寄望借助最大程度的自治，即借助特区政府最大程度地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从而削弱乃至割断中央与香港的联系，使回归后的香港实际上变成某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些招数都被小平同志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小平同志指示我们：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于是，中方代表坚决地拒绝了“最大程度自治”之类的要求。英方无奈，只得退回去。

　　在谈判中，中国代表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在未来的香港设领事馆，甚至总领事馆。然而英方代表在一次会议上竟提出，别国在香港设领事馆，我们英国在香港可以设高级专员公署。对此，周南问伊文思：“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才派这种公署，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难道要把1997年后的香港变成英联邦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吗？你能找到任何例子说明在任何非英联邦国家里英国设高级专员公署吗？”伊文思回答说：“也有，比如在某些国家设商务专员公署。”周南针锋相对地戳穿英方的底细：“你这又胡扯了！商务专员是商务处商务专员，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最后，伊文思讲不出能说服人的道理，只好理亏地放弃这个要求。

　　接受采访时，周南解释说：“他们要求，英国在港不设总领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就是High Commission。巴基斯坦是英联邦国家，坦桑尼亚也是英联邦国家，我在这些英联邦国家工作过，知道这个情况。别的国家都叫大使馆，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却设高级专员公署，表示它的特殊地位。实际上他是个大使，但是他不叫大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驳后，看到当时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成员交头接耳。当时他没料到我们会这样质问他，一下答不出来，只好同意设总领馆。”

　　1984年4月27日、28日，中英进行第13轮会谈；5月9日、10日，进行第14轮会谈。主要议程是解决前一段正式会谈遗留的问题，讨论香港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问题等。这时中英代表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周南说，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在邓小平看来，香港回归后，将在这颗“东方明珠”上空飘扬的不仅是鲜艳的五星红旗，而且也有雄伟的八一军旗。这两面旗帜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缺一不可。周南回忆说：“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这下邓小平可火了，他也清楚英国政府企图借此反对中国未来在香港驻军。于是，邓小平利用接见香港记者的机会讲：“有人讲中国在香港可以不驻军，这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我们不驻军怎么能体现主权？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呢？必须要驻军！”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周南。他当时神情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香港人也很不安。我们英国人在港驻军是因为离香港远，你们离得近，就不要驻军了……”周南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对英大使进行驳斥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你回去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不要另外打算盘！”伊文思讨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接受采访时，周南说：“在小平同志公开发火之后，英方态度才暂时有了收敛。”周南感叹，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1984年5月30日、31日的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九七”之后行使驻军权。但是，英方提出希望在拟定协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中方表示不能同意，最后达成的协议为：“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驻军军费则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英中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

　　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在收回香港、“九七”后安排等两项议题解决以后，过渡时期的安排问题又出现了僵局。为了保证平稳过渡，周南等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以处理涉及过渡时期和跨越“九七”的重大问题。“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的话说，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英方无论如何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搞个‘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那不就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我们对英方反复解释，不是什么‘共管’，委员会只不过是为了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和处理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务。好说歹说英方就是不同意。”周南说，说穿了，英方不愿当“跛脚鸭”( 美俚语，在新总统选出后，在任总统实际很难有作为，故名“跛脚鸭”) ，他们害怕形成“中英共管”局面，危及港英当局在过渡时期的行政管理。谈了好几轮都未有所突破。当时，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始终注视着中英会谈的进展情况，邓小平一再指示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和让步，但中英会谈也不能触礁，要想办法绕过去。邓小平同吴学谦、周南等谈话时指出：“要把基本法制定的时间提前，不迟于1990年，最好更早一点，不要等到1993年才公布。这不但有利于稳定香港局势，而且有利于中方参与，因为英方说过，基本法公布后英中将加强非常密切的合作。”

　　周南回忆，在《基本法》起草阶段，小平同志很关心要为特区政府制定一个能确保长期稳定繁荣的政治体制的问题。邓小平指出，香港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这点很重要。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即使要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程，要一步一步走，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最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基本法》中规定了特区应采用‘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确定了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的原则，逐步发展民主。”

　　亲历了中英谈判曲折进程的周南感慨万千：“回顾那一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1984年7月28日上午，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举行会谈。在上午的会谈中，双方商讨了协议文本、联合委员会等问题。

　　这天中午，英方接到周南的一个提议。他对柯利达和高斯沃西说，中国认为香港问题谈判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中方将做出最后的重要决定。为与英方在9月达成协议，中国准备对主要争议问题做出妥协，特别是准备接受当时英方关于限制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等多数要求。但如果英国外交大臣不准备在此时此地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中国就会撤回妥协的考虑，谈判将实际上结束了。在钓鱼台国宾馆，英方紧急研究周南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柯利达认为，这个提议是郑重的，它提供了英国所能希望的最好条件。

　　“我说，这是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那我们就撤回方案。由此产生的后果那就由你们来承担了。据他们记载，柯利达回去马上向杰弗里·豪外长汇报，杰弗里·豪就带上尤德港督和柯利达几个到钓鱼台。7月份，就是比现在还热的这个时候，他们到一个树底下去密商。为什么呢？他们害怕钓鱼台里面安了窃听器。后来他们多数意见认为，这是最后的底牌，不能再拖了。只有尤德不同意，但他是少数。”

　　随即，柯利达回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起草发给撒切尔夫人的电报，说明了周南的提议，建议她授权豪以此为基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傍晚，当吴学谦在钓鱼台为豪举行宴会时，首相复电到达，同意按柯利达的意见办，让豪全权处理，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7月29日上午，吴学谦与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易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完全不参与香港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理，也不对其进行监督。它不会成为特区政府的前身”。

　　7月31日上午近10时，刚从北戴河返回北京的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陪同他接见英国客人的有姬鹏飞、周南和中国新任驻英大使陈肇源。周南今天还记得，当时邓小平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向杰弗里·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地说：“你看我都变成了非洲人了。大臣阁下,你也辛苦了！这次双方谈得很好，我很高兴。感谢你在解决香港问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感谢撒切尔夫人的关切。”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期间，邓小平还对陪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趣，并开玩笑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爵士包围了。豪回应，英中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会见结束后，豪稍事休息，就前往首都机场。周南和外交部部长助理齐怀远为他送行。在机场，周南等人被记者团团围住，询问中英会谈的进展。胜券在握的周南脱口吟出一句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含蓄地点明了中英谈判业已取得重大进展。

　　8月8日、9日，中英进行第20轮会谈。这轮会谈结束，周南对众多的港澳、大陆记者发表谈话时满怀喜悦地引用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名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形容当时的谈判形势。

　　9月18日，中英协议正式定稿。19日，中英双方分别宣布已将协议文本提交各自政府研究。22日晚，香港北角政府印务局里灯火通明。这里刚刚接到香港政府的紧急通知，要在25日前赶印出中英联合声明中文本120万份、英文本25万份。25日下午，印务局出色地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此时，周南也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1984年9月26日上午，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议会大厦”的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铺上了红色的地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这里举行。

　　时针终于指向10时整，这个万众瞩目的历史性一刻终于来到了。周南和伊文思各拿起了一支平平常常却又非同小可的笔。就在他们手中的笔与桌上的文本终于接触在一起的一刹那，整个西大厅里被闪光灯和射灯照得如同白昼。当周南、伊文思签字完毕，起立交换文本时，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在掌声中，周南用西方人的礼节拥抱了伊文思，并且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他们对望着，笑了……

　　两制联珠，归璧补瓯祈一统；九天揽月，兴邦垂裕庆千秋。

　　1984年12月19日下午5时30分，中英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联合声明及其附件的正式签署仪式。

　　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身边，举起香槟酒向她表示祝贺。周南注意到，撒切尔夫人也举杯共祝，并与邓小平相约1997年香港再见，相约届时到香港出席交接庆典。

　　紧接着，周南马不停蹄，又率团参加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有了与英国人谈判的成功经验，周南与鲁伊·梅迪纳大使的谈判就一帆风顺了。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和其后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英国政府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们错误地判断中国的形势，认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支持不到1997年”，企图推翻中英协议。1992年，英国政府派彭定康出任香港总督。早在两年前，周南被派驻香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前身)社长。

　　周南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彭定康上任伊始就单方面抛出了违反中英协议的所谓“政改方案”，把双方已同意的未来“立法会”的间接选举议席都改为变相的直选议席，把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改为“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控制立法会来操纵未来的香港政局，在1997年后搞“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一旦有机会，还可以实现其“香港独立”的梦想。英国还策动其他西方反华势力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他们还企图与台湾和西藏反华势力拉关系来分裂中国。

　　这种图谋被邓小平一眼看破，及时指出英国是以搞“政治民主化”入手，妄图在回归后延续其对香港的管制。他提醒周南等人：对英国人一点都软不得，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另起炉灶。我过去讲的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间，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话，今天仍然有效。”邓小平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关键性指示。

　　面对逆流，以周南为首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坚决贯彻邓小平和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白天要开展对外斗争，处理各种事务，夜间经常被紧急电报和突发事件“打扰”。但周南说，那时大家在一起工作很愉快，很团结，因为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香港顺利回归而奋斗是大家的共同目标。惯于“留辫子”的英国人没有一天不在找麻烦。但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周南的背后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早已站起来的伟大的人民，他对香港前景充满乐观与信心。周南不止一次地向香港同胞表示：不管有多大风浪，我们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排除一切干扰，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他用最明确的语言告诉那些心存侥幸的英国人：“基本法和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必须严格执行，一个字都不能改! ”周南曾发自肺腑地告诉香港传媒界：“我们和香港居民一样，都不愿看到未来几年香港在中英对抗中度过。大家都希望能够安居乐业，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实现平稳过渡。”“但是人家要选择对抗，我们不得不做出坚定地回应。这叫做实逼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英方蛮干到底，中方只好奉陪到底，除了‘另起炉灶’，别无他法……”针对某些英国人的狡辩，鼓噪什么中英两国外长交换信件不是外交协议，没有约束力的说法，周南不禁大怒：“这简直是不顾起码的外交常识，完全不讲信义。如果你们外长签署的协议都可推翻，那么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联合声明还算数不算数呢? 还有没有‘约束力’呢? ”

　　1993年2月上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和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在广州先后分10批会见并听取37位港事顾问关于香港政制及后过渡期其他事务的意见。一些港事顾问建议，中方一旦确定无法与英方合作，便应尽快成立一个组织，为特别行政区首届政府作筹谋。

　　经过3个多月的酝酿，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说，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前，为1997年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实现平稳过渡，进行各项有关准备工作。钱其琛担任预委会主任，安子介、霍英东、鲁平、周南等任副主任。

　　1995年12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筹委会共150名成员。预委会成员基本上都加入了筹委会，保证了工作的连续性。周南是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之一。周南说：筹委会比预委会中的香港代表几乎增加了10个百分点，反映了在最后进入具体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阶段时，贯彻了面向港人、依靠港人和吸引更多港人参与特区具体筹备工作的既定方针，为1997年后“港人治港”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筹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具体落实阶段。筹委会在筹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同时，也加紧制订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周南说，与预委会不同，筹委会不仅是一个工作机构，而且是一个权力机构。它肩负着筹组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筹备其他有关事宜的重大历史使命。

　　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临时立法会成立、首届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产生……周南都一一见证。

　　周南说：“在那些年代中，小平同志最关注并一直亲自领导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香港问题。应该说，香港回归每一阶段的问题，都是在他亲自领导下解决的。小平多次讲，香港回归后我哪怕坐轮椅也要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1992年初春，邓小平南巡到深圳，周南特地从香港赶去拜见他，并向他表示：“香港同胞都热切期待着你老人家在1997年到香港走走看看，和大家一同庆祝回归。”听罢，邓小平连连说：“好，好，还要继续奋斗呀！”

　　“没想到在距离香港回归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与世长辞了。如果小平同志能多活一两年，亲眼目睹香港回归的盛况，那就更圆满了。”说到这里，周南声音低沉了下去，满脸的哀伤和遗憾…… “所幸的是，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终于在1997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1997年7月1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晶莹亮丽，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香港顺利回归。全场沸腾了，周南和许多人一样眼睛里噙满激动的泪花……

　　此前一个月，周南得知自己患了胃部肿瘤，需要手术治疗，但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他硬是推迟了手术，直到香港顺利回归后的第六天才离开香港皇后大道东387号新华社香港分社回京手术。那一年，他已满70周岁。手术后，周南过起了离休后闲居的生活，身体逐渐康复。

　　“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搏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今天，香港良好的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而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周南说，香港回归这些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他还感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外交，深深地感到办外交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国人受欺负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能够有15年时间参与香港回归这一伟大历史过程，周南感到很自豪。他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