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体的教训

　　南方周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今天，这一制度是否还适合？

　　吴仕民：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中最有特色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之一。

　　邓小平同志曾经讲：“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这一政治制度，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既有利于政治稳定，也有利于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际，有生命力的、成功的制度。胡锦涛总书记讲，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南方周末：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与前苏联有何不同？

　　吴仕民：苏联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情况、民族关系都和中国有很大不同。苏联当时实行邦联制，邦联基本上是以民族为基础的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法律还规定“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后来，由于多方面因素，其中包括民族理论的失误、民族政策的失当、民族关系的失睦，苏联支离破碎，肢解成了以民族为单元的多个国家。

　　新中国成立时，在经济体制上很多方面效法苏联，但在解决民族问题上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多方面的自治权，但也有义务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地方的遵行。

　　文化保护需有清醒认识

　　南方周末：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担心，似乎越来越多，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和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平衡？

　　吴仕民：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一般情况而言，经济发展可能会对

传统文化产生消极影响。就好像要开荒种地，地上的树和草会消失、生态会改变一样。我们的文化保护，是要把体现民族特质的、优秀的东西留下来。所以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既发展经济，也繁荣文化，使之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冲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网络、电视乃至手机等流行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巨大冲击。要因势利导，使传统文化有一席之地，能在文化勃兴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要努力为传统文化找到新的活力源泉。

　　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民族文化的抵抗力不会那么强。但如果有清醒的认识，保护下来还是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把所有的传统一览无余的留下来。河流流向大海，总是一路上有各种消耗，我们的文化保护，就是要把本质的、精良的东西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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