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96年以后《读书》没有兼容并蓄

　　最好保有探讨的空间，而不要办成一个阵营刊物，以至于观点不交流、人事交恶。新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有价值，也值得思索，但如果基本上只有一种声音，那不如改名叫“新左论坛”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上海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中的那份开阔，大约不会想到近30年后会碰上各色“主义”以及由这些“主义”之间的摩擦对抗所形成的微澜与吊诡。

　　这是一次略显狼狈的采访。大部分学者都是规避的姿态，不肯开口——

　　秦晖先生不谈；

　　朱学勤先生不便谈；

　　刘小枫淡淡说：“没什么好谈。”虽然1998年第6 期《读书》上，他那篇《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今天读起来依旧动人；

　　徐友渔谦和地说：“能谈我一定谈。好多年不跟《读书》来往了，我很少在上面发文章。”

　　陈丹青的理由最好：“我从来不读《读书》。”

　　就连午觉刚睡醒的黄裳老先生，尽管听力不大灵了，也迅速听明来意并清晰地说：“呵呵，不谈，不谈。”若干年前有统计：当时黄裳先生已在《读书》上发表过9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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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刚刚发生的《读书》换届——“大心眼的大女人吴彬”(查建英语)将接替在清华及社科院有职的汪晖、黄平，出任执行主编，知识界很多精英人物选择了缄默。

　　一片沉默中，《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作者查建英接下了这个话题。

　　早期作者不是单纯学问家，

　　是学问家里会写文章的

　　人物周刊：有人给《读书》划分了3个时期：陈翰伯、陈原、范用时期；沈昌文时期；汪晖、黄平时期。你是哪个时期跟《读书》走近的？

　　查建英：我出去比较早，听说《读书》大概是80年代中的事，到87年回国，才看到这本杂志。那会儿我跟学术圈走得并不近，我在写小说。但因为我的同班同学黄子平、陈平原当时都是《读书》的作者，而我后来参与的《东方纪事》的作者差不多也是这批人——当时整个氛围是思想解放、互通声气、读书人相互串来串去——所以我算跟《读书》有间接交往。我记得当时《读书》刊登了一篇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三人谈，很火。

　　人物周刊：当时喜欢《读书》么？

　　查建英：喜欢，我喜欢她的气质。你知道，我在美国那么些年，可不就是随便读书嘛，所以她介绍的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对我冲击力不那么大。但在当时条件下办那样一份杂志是很不容易的，她营造的那种气场——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气场我太喜欢了。她网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尊重表达的自由；虽然各人观点可能不同，但这批人在一个大的场域里有一个基本共识，做的事情不同，但精神上有一种默契。

　　人物周刊：你还记得第一次给《读书》撰稿是什么文章吗？

　　查建英：那是90年代初期了，好像是谈张艺谋的电影，要不就是谈贾平凹的《废都》，记不太清了，也不知怎么投到《读书》去的。记得当时沈公看了，通过编辑回复我说：“这是麻辣豆腐式的文章，好。”还给发了头条。

　　人物周刊：跟编辑部交往慢慢多起来？

　　查建英：我那时参加过“读书服务日”，当时沈公手下3个女编辑：吴彬、赵丽雅、贾宝兰，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学识相当高，为人又谦和。《读书》的口碑跟这批编辑有关系。他们是职业出版人、职业编辑中少见的一群：非常专业，但又没有框架；倾向于思想自由，有胸怀，兼容并蓄，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刊物；尊重文人气，重视文风——几样综合起来，就是《读书》的气质。

　　还有一点是他们老式出版人的交往方式，有亲和力、人情味的以文会友的方式，不是要发稿了找你，没稿没事那种。总之，让人舒服。

　　人物周刊：当时给你留下较深印象的作者和文章有哪些？

　　查建英：文章我记不清了，作者像王蒙、资中筠(当时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舒芜、陈平原，等等，身兼学者与作家双重禀赋。不是单纯的学问家，是学问家里会写文章的；也不是单纯的作家，是作家里关注思想问题和有一定学者气质的，这些人都是比较深思熟虑，雍容大气，而又有文采的。

　　别回肠百绕、疙里疙瘩让人一看就头大

　　人物周刊：90年代初，自由主义和新左、激进与保守之争已经出现了吗？

　　查建英：没有啊，一直到89年，阵营、学派、互相攻讦，这些都不明显，至少我没感觉到。自由主义与新左的论争应该算是90年代思想界一个重要现象，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是必然现象。这时候，《读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如果有一种开放式的呈现——论争中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哪些属于误会哪些是错位误读，每一种声音都说了些什么——呈现这样一张分化的图景，是很有价值的事。但我认为96年以后的《读书》没有做到这一点，偏重一类声音、一家之言，没能兼容并蓄，没能让读者在全面了解后自己去选择，可惜了。

　　人物周刊：这不是新鲜事了。1921年前后，问题与主义之争曾经造成《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后来胡适先生那句话成了名言：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可惜不太管用。

　　查建英：不管用，20年代那场“科玄之争”也是一场混战不了了之，后来胡先生自己成了大批判对象，造就了我们这里一大批谈主义成瘾的人。还有一个问题是，学者办刊与出版人办刊有所不同，前者如果胸襟不开阔，很容易把自己的学术倾向甚至意识形态偏好带进来，办个学派刊物没问题，办公共论坛，难。

　　人物周刊：你这几年也是《纽约客》的作者，有没有比较过一东一西这两本刊物？

　　查建英：《纽约客》是我最喜欢的英文杂志，她跟《读书》还不太一样，是一本作家杂志。她的招牌一是纽约客式的漫画，一是夹叙夹议的长文，所谓“非虚构文体”(Nonfiction)，既保有50年代强调客观冷静的叙述传统，又有60年代开创的所谓新新闻主义写作强调的作家个性风格。如果比较文风的话，她自成一种“纽约客文体”，文笔非常讲究，雅，基本上属于文章家的手笔。

　　老《读书》里不少文章也有一种中国式的雅。坦率地说，这10年的《读书》我很少看，主要是因为它的文风越来越干巴巴，我干吗要看那种食洋不化的西方论文式的翻译文体啊？那我不如看《万象》杂志，海派文章有点风花雪月的，至少风姿绰约吧。版式设计、插图也比《读书》养眼。

　　人物周刊：这一点，黄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过一些无奈：“前辈们相继谢世或者因为年龄原因而搁笔，很多新一辈作者不仅文言文训练差，白话文也不是那么好，外文更够呛”；问题的重要让编者不忍丢下那些晦涩的文本，等等。

　　查建英：中青年学者里就没有文笔好的吗？文字清通，别回肠百绕、疙里疙瘩让人一看就头大、就烦、就几乎要便秘，这要求不算太高吧。我在西方生活年头多一点，虽然不研究学术，但《读书》上那些新思想看起来时常似曾相识。介绍新思想是好事，但非用拧巴中文才能介绍吗？《纽约客》也有思想，有些相当尖锐和犀利，但都是把理论化在文章里，没有论文式的说教。

　　不管怎样，我想说的是：《读书》是一个公共论坛，有将近30年的历史，有过很好的传统，如果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不可避免，最好保有探讨的空间，而不要办成一个阵营刊物，以至于观点不交流、人事交恶。新左提出的许多问题也都有价值，也值得思索，但如果基本上只有一种声音，那不如改名叫“新左论坛”。

　　人物周刊：吴彬是第二代中一员干将，你怎么看她的上任？

　　查建英：值得期待。希望未来《读书》能办成一本既有活泼犀利的思想、又有风度雅量的好看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