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尔各答到上海

　　撰稿／汪伟(记者)

　　陌生的邻居

　　小额贷款项目“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不久就到中国来访问，与央行的官 员讨论了中国农村金融开放的问题。会见的性质是务虚的，中国农村金融的困局也没有因此有所突破。但会见本身却很罕见， 因为尤努斯是一个来自东方和第三世界的金融实践者；近30年来，中国经济问题几乎从来没有问计于西方以外的经济学者。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孟加拉的近邻印度有着传统的历史和地缘联系，都正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 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正在和即将面临相同的历史难题：农村的城市化、贫富分化、国际分工中的定位和能源匮乏，以及新形 势下的地缘政治。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先例可循，需要两国的政经和文化精英寻找新的路径。那么，中印之间有没有可能吸取 对方的地方性知识的成果，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这种可能性在未来也许是存在的，但眼下，两个超级人口大国却处于极度的隔膜之中。

　　中国有过向印度学习的历史。但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全面超越——或者是忘记掉了。自佛教东传到近代，印度与中国 文化源流的复杂渊源，极少有人再提起。而20世纪以来，中国与印度的隔膜，大概以最近30年为最。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 ，仅限于一些残存无多的片断，而且，这些片断往往存在无意或者刻意的歪曲。以甘地为例，甘地的中国形象是第三世界反对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者，谋求国家独立的民族英雄，然而，他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非暴力”精神，因为与“阶级斗争” 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哲学格格不入，被视作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软弱性的代表。在如此基调之下的印度叙事，当然有其 复杂之处。但是实施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印度，仍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尼赫鲁与周恩来的一段外交佳话，在中国一度差不多 家喻户晓；而两国在1960年代的军事摩擦，更加使中印的历史表述，增加了些许冷战色彩和亚洲地缘政治的微妙。

　　随着中国在1978年重新向西方打开门户，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也即知识和道德两方面，印度重新变成了一个中 国人眼中相当陌生的国家。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印度与中国，孟买与上海的对比，这几年听到的着实不少。这种对比往往着眼于揣测两国在 未来的世界分工中的位置：有些人担心未来的“世界工厂”将从中国迁至印度，另一些人则热衷于讨论民主制度与GDP增速 的关系。这些话题本身是重要的，但是很少看到精辟之论。

　　这也难怪。30年来，先是在中国的知识人群，后是在中国的普罗大众之中，早已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 这种观念的核心是面对西方，向欧美国家学习经验。这是30年来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核心，也是动力所在。

　　中国问题

　　由于少数知识分子的努力，来自印度的声音，近几年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杂志和学术会议上。汪晖和黄平主编的《读书 》杂志，以一种有争议的姿态，坚持刊登一些对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评述的文章。汪晖本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常常对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隔膜感到遗憾。汪晖的朋友，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大概也同样感到了这种遗憾之情。6月15日，在王晓 明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强调说，会议将请加尔各答社会研究所所长，同时身兼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的印度学者帕沙 ·查特吉作会议主题演讲。

　　会议是由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和亚洲文化研究学会发起的，标举的是“文化研究”。这一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 兴起的学术思路，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大都市中的消费行为，传入中国和印度这样传统的小麦与稻米产地后，一直经历着语境错 位的尴尬。当然，不能说在中国进行文化研究一定荒腔走板，或者说，学者都在为赋新词而强行隔靴搔痒——但荒腔走板或者 强赋新词的情形，也并不罕见。但这次帕沙·查特吉至少是搔到了痒处。

　　16日，头发斑白的查特吉在题为“21世纪的农业文化”的演讲中劈头就道出一个令人惊异的“个人结论”：所谓 的“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亚洲和非洲走上了不同的经济发展轨道。他认为，中国和印度经历的惊人发展，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当然，在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原始积累过程中，两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相当多农民失 去了土地，却不能被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型的工业所吸收，如果政府没有安置政策，就可能失去生计。

　　“传统的用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的方式在今天失去了合法性”，查特吉说，政府不得不寻求资源给失去生计的人提供其 他的生活手段，以此来抵消原始积累的后果。

　　当他在演讲中说到这一点时，我们突然看到了今天的亚洲现实，如何将两个邻近却隔膜的国家的社会思想连接在一起 。查特吉的演讲主要基于他的印度经验，然而其描绘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现实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学者如温铁军对中国农村现实的描绘，实在与查特吉的演讲相去不远。中国的经济学者如茅于轼进行的小 额贷款实验，实在也与查特吉的“非公司资本”本质相同。他的预测，“21世纪亚洲国家的农业社会一定能生存下去，但条 件是必须在农村中容纳很大部分的非农业部门”更是耳熟能详，听起来和“离土不离乡”的说法相差不多。在上海，查特吉说 ，“作为非公司资本的农业活动将继续发展，在其内部寻求满足农民生存所需的办法，将决定农业社会和农业文化的未来。” 我唯独不能确定的是，这种基于印度经验而对亚洲农业的前景做出的描述，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论述， 到底有几分相似。

　　印度答案

　　帕沙·查特吉刚刚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其中重温了亚里斯多德的一项基本政治学命题， 即“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而现今的政治理论尽管并没有接受亚里斯多德的政治理想，但是所有的社会 治理仍然建立在“并非每个人都有统治能力”这一前提之上。

　　查特吉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论：今时今日，世界上的大部分被治理者没有治理的能力，却有能力选择自 己怎么样被治理。

　　他为自己的理论提供了印度的论据，其中包括三个因为经济发展需要而遭遇动迁的印度居民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像极 了中国一些地方目下的动迁现实。然而，问题解决的方式，却是纯粹印度式的：这些居民通过选举，找到了自己与治理者之间 的调解人，也即政治代表。

　　对中国人来说，帕沙·查特吉对被治理者的生存状貌的描述，某种程度上颇为熟悉，但是很难同意他的结论：“世界 上大部分人民正在发明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新的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查特吉认为，被治理者通过选举 中的票箱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首先，这真的是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吗？其次，这种民主政治的形式，似 乎并未如他所乐见的那样，在亚洲正在生根发芽乃至遍地开花，成为“世界上大部分人民”的选择。

　　从这一点来说，帕沙·查特吉的著作给我的印象和尤努斯的著作《穷人的银行家》给我的观感类似。很难从旁观者的 角度去阅读查特吉基于南亚地区的政治学著作，他描述的历史面貌与我的经验总是惊人的相似，而他尝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总 是与我们的经验大相径庭：印度的问题也属于中国，印度的答案却只属于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