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圈子

　　-余世存

　　那个年代是需要我们中国人告别的。那个年代的人有性格、有学问，甚至有德性，但我们不必对他们进行想象性抬高 。他们中有一些人当得起圣贤称号，但不是所有人都心胸坦荡而光明

　　世纪4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年

　　代，知识人有了一定的自由，但却并没有健全的角色意识。因此，除了陈独秀、梁漱溟、陶行知等圣贤式个人外，知 识人始终没能摆脱依附性人格的局限。

　　以傅斯年为例，这个五四时代的英雄、被朋友们称道的学术活动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 作用，他在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极为出色，他和陈寅恪、钱穆等人在日本侵华前就组成了中国学术共同体。 不仅如此，傅斯年不畏权贵，除蒋介石外，一切人都被他当众批评，时人称为“傅大炮”，这些都可圈可点，一再被当代文化 人称引。但如我们探寻历史的诸多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傅斯年的无私只止于他依附的圈子。说白了，傅斯年是一个排他性极 强的学霸。

　　傅斯年的火爆脾气开拓有余，作“大将”敢冲敢闯，但他自身始终无容人雅量。除了当时的最高政治领袖蒋介石，以 及他的校长蔡元培、他的老师胡适等有数的几人外，他对别人并无同情的理解，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有一种旁观者的理性。甚至 有同窗之谊的顾颉刚，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一度跟他“割袍断义，不再来往”。顾放弃跟傅共事，跑到燕京大学任教，傅 还觉得失了面子，托人捎话于顾：“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 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梁思成带 他到李庄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 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王世襄轰了出来。如果王世襄理解傅斯年们的圈子心理以及中国知识人角色意 识的欠缺，他也许不会在晚年回忆此事仍充满了感慨与悲凉；我们甚至设想，如果他了解傅斯年对他的师辈陶孟和都绝情的事 实，他也许会释然很多。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 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 绅协商，化整为零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后来，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陶孟和脱离北 大后，筹建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来有另立山头之意，蔡元培劝其归顺中央研究院不果，傅斯年等人就 跟任鸿隽串通，切断陶孟和的经费来源，逼得陶孟和只好把他的队伍从北平拉到南京，成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小机构。种 种冲突导致书生气十足的陶孟和对傅无好感。金岳霖说陶孟和本可以做大官，但陶对

　　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 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可是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去信要求关掉这个 违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的学会。当然，他也很快如愿。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但近代中国知识人却因名、因信称义，站在真理或知识的碎片上彼此伤害甚至屠杀，依附权力 来解决争端，这是大可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