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卫18亿亩耕地红线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北京报道

　　日前，日本亚洲轮椅友好交流中心向北京残疾人公益事业促进会捐赠了价值992000元的轮椅1240辆。同时，为支持北京市残疾人事业，日本亚洲轮椅友好交流中心捐赠了价值80万元的轮椅生产设备，成立了北京第一家由残疾人管理、主要录用残疾人工作的北京聚鹏轮椅厂，并且决定每年从该厂购买轮椅，捐赠给中国的残疾人。图为中国残联常务副理事长吕世明为受助残疾人发放轮椅。本报记者 李映 摄影报道

　　家住海淀南安河村的5名村民，7月16日将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告上法庭，村民们控告市国土局对不法商人违法占用村内2000亩耕地并兴建跑马场查处不力。而被村民们推到被告席上的北京市国土局答辩时，一方面强调国土局已就此事履行了应尽的法定责任，另一方面认为，村民们的诉讼请求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参与旁听的记者听得出，北京市国土局的答辩似乎不无道理，不过，再有理的答辩也无法改变该村2000亩耕地被侵犯的事实。

　　北京市国土局这次成为被告，在一定意义上，正好印证了日前国土资源部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总结给记者的一个结论：“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用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

　　县镇所辖土地成“重灾区”

　　在7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针对目前土地违法现状，甘藏春透露，非法占地的案件，占所有案件总数的80％，非法批地的案件占20％；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80％的非法占、批地案件，主要是地方政府为违法主体，而企业、公民或者个人违法占地的面积只占20％，“也就是说，80%违法用地面积的使用主体是政府”。

　　“大兴土木盖政府大楼、建别墅度假区、建工业开发区等等，成为县及县级以下政府的常见违法形式。”会后，甘藏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仅去年以来，各地查办的案件涉及土地的共计1.7万多公顷，在给予处分的人当中，地（厅）级干部2人、县（处）级干部105人，给予刑事处罚168人。

　　对任何形式的土地违法，国土资源部都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在2005年和2006年，国土部与监察部合作，连续两次开展专项整治，在整治中发现，城市边缘和乡镇辖区为事故多发地带。“有的地方政府领导不力，有的甚至默许或者直接实施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甘藏春说，县、乡两级政府和村干部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比较普遍，城郊和农村违法违规用地点多面广。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北京仅以“以租代征”的土地违法案件就有442宗，涉及土地面积15800多亩。

　　低违法成本成为主要诱因

　　“土地违法的风险收益太诱人、土地违法的成本太低，是导致土地违法案件的主要诱因之一。”甘藏春告诉记者，基层政府某些领导，受不健康政绩观的影响，在土地问题上，经常铤而走险。

　　在某些地方官员蠢蠢欲动的同时，国土资源部新任部长徐绍史一直正襟危坐。这位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调任国家国土资源部部长未出“百日”的官员，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仅一句“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重复了19遍之多，可见，有关土地的违法，让国土监管部门很不轻松。

　　徐绍史部长之所以“自觉在风口浪尖之上”，就是因为土地违规，成为地方政绩积累与利益积累最快而风险最小的途径。因为这两宗物品，行政审批权大、标的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特别适合从中牟利，而目前国内的相关法律，对土地违法者的惩处也兵不血刃。有调查显示，1998年以来，很少有县级以上的领导，为违规违法出让土地而被处理，对此，近期有政协常委指出，在土地违法领域，我国的刑事处罚率仅为0.1％。

　　“对土地的‘因公’违法，调查难、处理难、处理人更难的局面，仍然困扰土地执法。”徐绍史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性土地违法，多采取没收违规土地、没收地上的建筑物、罚款等行政处罚。“这些处罚因为不伤及违法者的切身利益，也就不足以威慑某些官员的牟利冲动。”

　　遥感技术将用于土地监控

　　中央要求对18亿亩耕地做到严防死守，而基层的一些官员，却一直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有官员因此苦笑称，国土部门也就能查查违规建猪圈、民房之类，而对别墅、配套园区、创业基地等项目，查处效果非常差，有的涉及众多当事人，往往是越查责任人越模糊，查到一定阶段就不了了之。

　　“所以，我们的关口必须前移。”甘藏春援引徐绍史部长的话说，土地保卫战是一场长期的、依靠人民的“战争”，首先要求是思想上的一致、发展理念上的一致；其次，将依靠技术防患于未然。

　　据介绍，为有效实施国土督察与保护，国家正在探索高科技手段加强土地督察，比如，针对北京地区土地违法、违纪现象，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已经建成遥感巡察系统，该系统能发挥“千里眼”的作用，即使在人员不能进入现场的情况下，也能对土地的使用进行定量测量和定性分析，这一系统已初显功效，遗憾的是，通过该系统每检查一次，就会发现北京违法用地的总量和比例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