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上海孤儿的寻亲路：发出1561封信至今无果

　　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据保守估计，其人数至少有五万之巨。今天，他们被通称为“上海孤儿”。19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

　　特约记者 吴聪灵 发自南京

　　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哑了嗓子。

　　这是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亲会在此举行。

　　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

　　那是他记忆的源头。就在他被弃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没剪透，他喊疼死了妈妈不要剪啊！有邻居劝妈妈住手。左耳鲜血淋漓，但没剪透。母亲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咔的一声，右耳剪透了。

　　踏上寻亲路时他才幡悟母亲的良苦用心。因为他找遍全身，发现自己除了这双耳的疤痕，再无其它标记。

　　这一方式不是他母亲的独创。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烫疤，等等，原是苏皖一带农户为免混淆而在猪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记号。类似种种，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被苏皖等地的数万父母淋漓尽致地用到他们所抛弃的子女身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父母们带着残缺的梦老去，或逝去，他们失散的子女们带着累累伤痕，踏上返乡寻亲之途。那梦了千百回的家园，终将在依稀残梦里召唤他们一生……

　　骨肉离别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泪珠随即打了上去。字条干了，他折好塞进 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

　　这项工作完成，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泣不成声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在哭声中等着她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

　　安徽和县乌江镇，宫秀英家的绝境来得更早些。1958年春，37岁的宫秀英将四个孩子一一看过，拉走了5岁的三女儿杨宜翠。上面两个都大了，能记事的，肯定没人要，最小的儿子刚几个月，如果必须送一个，她只能送三女儿。

　　她把三女儿丢到南京碑亭巷与一枝园交界处的路口，塞块饼子给她：“小翠儿，你在这等着，妈去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女儿大口吞着烧饼，直点头。

　　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又转回了那个十字路口。女儿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难以支撑，几个月后，她抱着小儿子又赶往南京江浦的一个小村。

　　一路上，她一直让儿子含着咬着她干瘪的乳房，儿子乳牙已经长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来，就放开血迹斑斑的乳头对着她哭。她手里还有一小丁糟面饼，看他哭得厉害，就抠一块放他嘴里，继而再将乳头塞进去。她看见孩子满嘴殷红，却已感觉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稳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后一块饼塞到他嘴里，又喂了他一口血。然后转身离去。

　　两年后，她42岁的丈夫杨岐昆活活饿死。

　　宫秀英拉着小翠儿往南京奔时，无锡宜兴官林镇农妇谢秀妹正带着她的小女儿吕雅芳往上海去。35岁的谢秀妹从宜兴坐船到常州，又转火车来到上海街道，为的是给她这两岁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找一个不会挨饿的未来。

　　她把女儿丢在一家饭馆门口，转脸就走。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她神经质般一路念叨着，回到一贫如洗的家里。家里还有三个等吃的孩子。送走一个并没能换回充饥之粮，只让她此后常从思儿的梦里哭醒。

　　像杨健安一样对大都市满怀期待的父母们并不知道，曾经的人间天堂早已不是他们儿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 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5~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

　　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1960年初，第一批孤儿越千里关山，坐火车到达内蒙古。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据曾参与过孤儿接收工作的乌兰夫女儿云曙碧回忆，牧民家庭最多一户收养婴孩达五六个。

　　很快内蒙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车轮所到处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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