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受困现代化陷阱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专访

　　本刊记者 阳 敏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为解放后我国中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吕炳奎老先生2002年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推荐您担任当时有可能成立的“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您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吗？为什么“中医药部”后来没有成立呢？

　　骆诗文(以下简称骆)：据说，朱基任总理时，就提出来了，当时想成立一个专门管中药的部门，后来这个职工作设想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就交到温家宝总理手中。温总理当时请吕炳奎老先生提名，老先生就推荐了我。这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至于为什么这个“中医药部”没有成立，不太好讲。我想，有关部门领导意见不一致、有些部门抵制可能是主要原因。

　　《南》：难道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不管中药吗？医、药分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会带来危害吗？

　　骆：中医和中药当然应该分开。中医药管理局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中医和中药合在一起的，但实践证明，对中医和中药的管理不分家，对于中药发展十分不利。中药包括中药材的种植、流通和管理等一整套流程，不仅仅是按照老中医的方子制造中成药。后来，中医药管理局只管中医，不管中药，这是当年朱基总理坚持下来的。但现在的状况很混乱，中药这一块基本没人管。

　　所以，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简称“工作小组”)的时候，我们中医药界的人对它都抱有很大期望。这个“工作小组”的级别很高，吴仪副总理任组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药局局长王国强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涉及18个部委 ……不过，很遗憾，这个“工作小组”下面没有设置具体的办事机构，所以目前作用有限。

　　中央对于挽救中医药的决心很大，但最近的情况不容乐观。有些人以“工作小组”的名义，到不同地方召开会议。比如说，在广州召开了会议，说是要投资200亿把广东省建成全国的中药强省。广州是中药销售大市，但该省的中药材并不多产，怎么搞中药大省？这样做的话，会违背中药发展的客观规律。类似的会议，湖南省也开了，说是要投资100亿，把湖南建成中药大省，发展3个中药材市场——实际上，湖南原来的两个中药材市场目前都奄奄一息了。

　　《南》：中医药的管理，似乎涉及卫生部、药监局和中医药管理局3家，它们之间是如何分工协调的呢？

　　骆：这3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医药管理局是卫生部的内管局，它的局长是由卫生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连带它里面的处级干部都是由卫生部任命。像我开头讲的，连中医药方面的国际交流，都由卫生部出面。药监局看起来很独立，其实它里面很多人马都是由卫生部搬过来的，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发以后，药监局又从卫生部调过来一批官员——现在仅办公室就有8个主任和副主任。

　　换句话讲，虽然药监局和卫生部从行政架构上讲没有附属关系，实际上，两个部门在人事关系上的纠缠是很深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药监局，还是中医药管理局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卫生部有关系。

　　中药领域乱象频仍

　　《南》：您刚才提到中药材市场，现在市场这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骆： 去年下半年，我曾经随有关部门走访了6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发现有的市场经营惨淡，并且鱼龙混杂——这与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行公司化改组有很大关系。一些地方官员说，过去中药材市场是政府牵头，由药监、工商、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部门之间也有分工，现在只有药监局一家管，政府也不会拿钱去建市场。公司化管理，老板只想着赚钱，有钱就允许你进市场经营中药材。

　　比如，江西樟树市场，有2/3的门店关门，1/3的门店不再缴纳租金。

　　《南》：您近年来、包括退休后，不断深入各地调查、暗访，了解到许多表面现象之下的问题。在您看来，目前中药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在哪？

　　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积极与“国际接轨”，把美国的FDA管理模式作为圣经在中国强制推行，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农民种中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

　　以GMP认证为例。不少中成药厂经过GMP改造之后，负债累累。比如，有企业反映，他们生产一种保健品出口很好，但在GMP改造中，药监部门规定要购进一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检测设备，花了几千万元，然后才在GMP验收中通过，但过后设备闲置一旁再未使用，但把GMP改造计入成本后，产品价格高出了一倍。

　　据测算，整个医药工业企业GMP认证施行3年多以来，花掉人民币1200~1500亿元，投入相当于建一个三峡电站。仅四川省的GMP改造就花了80多亿人民币，最贫穷的贵州省也花了20多亿人民币。不过，很多通过认证的企业都倒闭了，而且造成上百万工人失业。北京某企业迁址昌平进行改造，购地60亩，花了1.8亿创建中药厂，去年通过GMP改造后未生产过一次，现在只剩下几个工人看守厂房。

　　推行这3项认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光银行贷款就8000亿，加上利息将近1万亿。 1万亿，接近我国2002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据国家发改委于德明局长统计，搞了上面几个“P”之后，2004年全国制药工业产值减少31%，利润下降了39%。

　　《南》：GAP认证对中药材种植的影响也不小吧？

　　骆：当然。中药材历来讲究传统地道，如四大淮药就产在河南，浙八味就以浙江质量最好，属原产地品种，质量比较好且稳定，当地农民熟悉种植和加工技术。因此中药材种植应当以发展原产地品种为主，辅以其它2~3个次产地，而推行GAP搞单一品种的一地化认证是行不通的，也完全无法保证供应。

　　根据我一年多的调查了解，被国家药监局公布通过了GAP认证的中药材，没有一种是按他们公布的GAP管理办法生产出来的。西部一些传统产药地区，对照国家药监局公布的GAP标准，认为怎么做也达不到，因此便出现了停止种植，有的将已种在地里的药材提前采挖出售。比如，甘肃的党参正常年产约5~6万公担，去年底种植时间不到就提前采挖，所出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一、二等高等级规格的商品，当时出售价格每公斤3.5~5元还销售不出去，而正常需要每公斤5~8元。时隔不到一年，现在由于党参供应紧缺，市场上价格已上涨到每公斤15~30元，而饮片的价格达到60~70元，其中北京同仁堂在亳州的饮片专卖店每公斤售价高达198元！

　　目前，中药材的总体价格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供应品种普遍紧缺。中药材紧缺、价格飙升，必然造成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药保健品价格全面上升，吃中药将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广大农民吃不起中药也不再吃中药，中药的根基就断了，还谈什么继承和发展中药？

　　另外，还有一些不法药商，在药材积压、价格低迷时大量购进，然后出钱去产地收购中药青苗进行销毁，使产地不能再生产和提供药材，趁机大大抬高药价。比如当归，一般是3~8元/ 公斤，而现在市场价已高达80~120元/公斤。目前，国家想方设法降低药价，但药商却想方设法抬价，这些正是国家药监部门要管的事情。

　　现代化的目的在哪？

　　《南》：2002年，我国出台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这个《纲要》遭到很多中医药界人士的批评，认为它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对中药造成了极大破坏。您怎么看？

　　骆：什么叫“中药现代化”？“中药现代化”要达到什么目的？准备从哪几方面入手？科技部、卫生部等8个部门联合制订了这个《纲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让不懂中药的人来搞“中药现代化”，怎么办呢？现在已经搞成这个局面，再过5年，中药就完了。

　　不少呼吁“中药现代化”的人，不断强调要扩大中药的出口和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我国中药出口上世纪80年代最高，将近7亿美元。1996年“中药现代化”的口号被正式提出以后，反而逐年减少。2003年为制止连续下滑的局面努力到7.12亿美元，但是剔除中药中间体出口1.81亿，比起80年代还差一截。

　　为什么越“现代化”越开放，出口反而越减少？首先，国外对传统中医文化接受程度有限，吃中药的主要是华人，更何况很多西方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对中药有限制；再一个，搞中药中间体出口支持了东南亚一些国家中成药和西方国家保健品的生产发展，反而减少了对我国中药的依赖和需求。

　　《南》：我们的谈话中间，您不断地讲到国情、农村、农民，您好像把中医药的问题，提升到了“三农”的高度。

　　骆：卫生部不能搞成“城市老爷卫生部”。现在国家要在农村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如果单靠西药，成本太高，所以更要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我国的中药资源主要在老、少、边、穷、山地区，据测算，西部12省区和湖北恩施、吉林延边、海南琼中等享受西部待遇的地区，中药的年销售量占全国的61%~63%，这些地区的农民传统上就有种中药、采药、加工药和销售中药的习惯。因此，理顺中药产业，各级政府把农民种中药纳入农业经济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和指导，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办法，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