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国无门杨明明(图)

　　本刊记者 宁 二 发自上海

　　杨明明，1946年生，上海人。1974年获第七届亚运会鞍马亚军，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1984年起任国家体操队副总教练，其弟子楼云1984年和1988年两次获得奥运会跳马冠军，是中国第一位连续两届获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1986年和1989年，两次出任中国国家体操队代总教练，与张健、高健一起，被称作八十年代中国体操的“三驾马车”，四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90年受邀去美国执教，现持美国护照。2003年出任上海体操队总教练，2005年底，合同期满返回美国。2006年1月，发表万言公开信《中国体操，别折腾了》，呼唤体育改革，直指中国体操弊端重重。

　　59岁的杨明明离开中国的时候，像是诀别。

　　“别了我的祖国！别了中国体操！”2005年底，在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告别信中，离任的上海体操队总教练杨明明留下这酸楚的语句，转身飞回了美国。

　　这并不是杨明明第一次给刘鹏写信。2005年6月第一封信中，还是上海体操队总教练的杨明明针对中国体操状况提了三点意见：“中国体操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不应该放弃男团争金；希望让黄玉斌继续留在国家体操队工作；体操界的民主气氛很差。”

　　这也不是杨明明最后一次针对中国体操状况发表意见。告别信之后不久，2006年1月20日，身在美国的杨明明以公开信的方式通过媒体发表万言长文《中国体操，别折腾了》(以下简称“公开信”)，言辞犀利，直指国家体操队内部争斗、中国体操后继乏力，赛场不公等弊病。

　　在这篇引发热议的长文中，最后一小节“说了真话却挨整”讲的，正是给刘鹏写过两封信的杨明明自己的遭遇：很快，那封提出“体操界民主气氛很差”的信被国家体操管理中心负责人知晓，由此杨明明感觉在上海队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做了。而随着总教练合同到期，原本一再希望他留任到2009年全运会的上海方面在感受到压力后不再与之续约。杨明明说，“这封信改变了一切。”

　　公开信发表后的一年里，杨明明再未在国内媒体讨论那些敏感话题。2007年6月3日傍晚，上海，回国探望母亲的杨明明在和记者畅谈了7个小时体操后，情不自禁，哽咽着，“我爱祖国，我爱体操，我真的是很想为中国体操再做些事情啊！”这个在体操房中奋斗了50年时光的老人潸然泪下。

　　“不受欢迎的人”

　　“当时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公开信？”记者问。

　　“当然有个人意气在里面，但更多的是为一种使命感所驱使。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不说，就很难有人说了呀。其实也只不过是提点意见，有什么大不了啊。有话不敢公开尽在背后讲，那就不可能有‘和谐’。”杨明明淡淡回答。

　　作为1980年代中国体操黄金时期的国家队副总教练和代总教练，杨明明曾与张健、高健并称三驾马车，在体操界享有很高威望，他已获得美国护照的华侨身份，在同行眼中更具特殊意义。“他身份特殊，谈这些问题不用担心什么的。”在采访中，多位体操业内人士都对记者做出这样的表示。

　　杨明明在公开信中反映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还是给刘鹏信中提到的三点：放弃男团是国家体操队“08战略”失误；“无大过而贬重臣”，弃用总教练黄玉斌是国家队管理层权力斗争导致内部不和；体操界缺乏民主，更直接指向中国体操事业的最高机构，国家体操管理中心。在当时国家队水平和成绩明显开始下滑的背景下，这样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

　　一年多过去，文风犀利的杨明明端起一杯茶，烟雾缭绕之中，缓缓对记者说：“现在我身上消极的东西多了。我最近看了《郑板桥》，倒不是要难得糊涂了，而是觉得我们这些人确实能力有限，人微言轻，真的！”7个小时的交谈里，杨明明不停得抽掉了整整一盒香烟，而他的语气一直平缓而温和。促使杨明明产生消极情绪的，是他在文章发表之后的遭遇。

　　“现在很多人躲着我，我怀疑我的名字是不是入了另册。公开信事件之后，杨明明到某地方队进行交流，不料该省体育局领导竟对接待杨明明的教练说：“这是你的个人行为，和我们体育局没有任何关系。”曾有朋友打电话到国家体操中心，寻找也曾在国家队工作过的杨明明夫人于娟娟的联系方式。待接线人员听清是找“杨明明的夫人”之后说：“杨明明这个人……你还是不要再和他联系了！”然后挂断电话。

　　为什么一篇主要批评国家体操中心的文章发表后，会使得不少教练员和官员如此避讳？杨明明批评的内容是错的吗？

　　“杨明明是英雄！”一位认同杨明明观点的教练对记者说，他觉得杨明明对目前中国体操的分析鞭辟入里。

　　情况在好转

　　“你觉得《中国体操，别再折腾了》一文中反映的问题在这一年得到解决了吗？”

　　“很多方面是在好转，但是还没有到我期望中的那个程度。”杨明明脸上丝毫不见欣喜的神情。

　　杨明明所指的好转，是黄玉斌作为国家队总教练重新带队训练和比赛，而且国家队开始重视团体成绩。这是杨明明在给刘鹏的三点建议信中的两点。

　　公开信发表前的中国体操男队在世界大赛上，曾7次获得团体冠军，其中5次是黄玉斌作为总教练带队夺取的。43名体操世界冠军中有16名是他的弟子。“但雅典奥运后，国家队以男女教练组长分工负责制取代原先的队委会领导下的总教练负责制，作为总教练黄玉斌在所有关于队员、教练的调整分组，比赛的组队，计划的研究等重大事宜上均少有发言权，更没有决定权。”

　　今年49岁的黄玉斌处于最低谷时，曾想过辞职去国外，就像1990年44岁的杨明明辞去国家队代总教练去美国执教一样。“我劝他不要学我，当时我们走了，还有你们能挑起国家队的大梁，但现在你如果走了，还没有合适的人能替代你。”杨明明说。

　　让人无法不产生联想的是，就在杨明明2006年1月20日公开信发表之后6天，1月26日，国家体操队颁布了一个新的人事命令：“由于国家体操中心主任高健身体情况欠佳，2008年备战任务紧迫，从即日起，由国家体操中心副主任、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负责男女队的日常训练和比赛工作。”

　　10个月后，在丹麦举行的200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黄玉斌率领的中国队破纪录地获得了8块金牌，而在2005年墨尔本体操世锦赛上，中国队仅有两块金牌入帐。这样的战绩，被誉为缔造了“丹麦童话”。

　　上海《东方体育日报》在赛后评论中写道——中国体操队在丹麦世锦赛上创造了“8金奇迹”，8金的背后是“2个月的魔鬼训练”，2个月的魔鬼训练背后是“4个月的观察与思考”，4个月的观察与思考背后是黄玉斌的出山。正是黄玉斌的出山，给困顿中的中国体操队带来了“希望”。“希望”的背后，是老教头杨明明有点绝望色彩的呐喊：中国体操别折腾了。

　　随后举行的多哈亚运会上，中国体操队再次取得好成绩，夺取了全部14块金牌中的11块。

　　“黄玉斌能重新带队负责训练并迅速取得成绩，和你的文章究竟有多大关系？”

　　“有一定关系，但还有其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黄玉斌也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丹麦世锦赛中国队8块金牌中，包揽了男团、女团冠军。这样，随着黄玉斌重新全面负责训练和比赛，“我提出的应该重视团体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这也是黄玉斌一直坚持的、始终不渝的理想。我们很多当时的老战友观点都是一致的。但是有人忘记了过去。”

　　在6月9日开幕的200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第一次2008年奥运选拔赛上，前往现场观摩的杨明明欣喜地看到:“一些主力队员的训练水平明显提高了，女队还出了些新秀，国家队教练员的精神面貌也不错。”

　　“但你认为还没到你想象中的程度？”

　　“因为现在的状况还是很脆弱。很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产生问题的条件和情况还存在。”所谓产生问题的条件，在杨明明看来，正就是“体操界的民主气氛很差”。

　　而杨明明认为，在公开信之后，自己成为体操界不受欢迎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做工作的秘密

　　公开信里，杨明明谈到的问题中，最令国人意外的是这样的段落：

　　“我怎么也没想到，目前国内体操比赛的竞赛风气也会败坏到如此地步。在备战十运会的过程中，不少省市有专门的经费‘做裁判工作’；教练员的计划中，做好裁判工作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记者的了解，在一些队伍，杨明明所说的“专门经费”确实存在。

　　一位参加过多届全运会的教练对记者说，“我感觉全运会的风气是从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开始坏的，八运会九运会愈演愈烈，到2005年十运会变得一团污水。”他把做裁判工作视同商业贿赂，“这是违法犯罪啊，为什么没人查呢？”

　　值得注意的是，全运会正是从第七届开始由奥运前一年举办改到奥运次年，奥运奖牌也计入全运会，而且后来“加码”到奥运一牌抵全运两牌。而据有关媒体报道，九运会后广东省奖金开支达到800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奖金、住房奖励、汽车等。及至十运会，全国各体育强省都各有自己庞大的奖励计划，有的数目远超九运会，如何分食自然成了问题。

　　广西选手钟玲在十运会艺术体操决赛之后，哭着说：“这比赛结果早就被内定了。”杨明明在公开信中也写道：“全国比赛中，打分不公的现象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6月9日开幕的200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上，仍有裁判打出一些奇怪的分数，“我现在是走马观花，没有深究，女子项目的有些评分还真有些看不懂。全国锦标赛，事关奥运选拔，又都是国际级裁判，怎么出入能那么大呢？”杨明明说。

　　“你觉得这种利益纠葛下的混乱为什么没有人能制止？”

　　“这可能要追溯到体制问题，制定竞赛规程、规则；组织裁判班子以及领导、管理参赛人员，犹如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合一，不出问题可能吗？”杨明明说到。

　　“各行业里，体育立法最为滞后，而作为大法的《体育法》太过于原则，不具操作性，这是体育界问题得不到规范，得不到制约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中国的体育腐败得不到司法介入而加以惩治，那么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一位地方队教练这样说道，“在政府开始行为之前，杨明明的公开信无疑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促进作用。”

　　“十运会预赛前，我明确提出，任何所谓做裁判工作的活动，我都不会参加。我无力改变现实，图个洁身自好总可以吧。”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也反复强调，“我并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但有些底线还是必须遵守的。”

　　“长此以往，这‘工作’会不会做到2008年去？这是我最担心的。”杨明明从一些外国朋友那里得知，国际体操界有人正盯着北京奥运会中国队会不会出赛场丑闻。

　　体育权力潜规则

　　在采访过程中，多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队教练都向记者证实，“做工作已是体育界权力潜规则的代名词。”但他们同时指出，所谓的“做工作”，并不单纯指比赛前向裁判行贿，对于地方队而言，如何跟各单项国家队和管理中心搞好关系同样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位长期跑线的资深体育记者对记者说，虽然国家体育总局有明确禁令，禁止地方官员进京拜年，但每年春节或重要时节，必有地方体育局领导带队赴京，名义是慰问本省在京运动员，实际上，却以打点国家队教练、裁判和管理人员为目的。

　　由于举国体制的多年强化，造成大量优秀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集中于国家队，被国家各管理中心所垄断。产生了地方队对国家队，地方运动管理中心对国家运动管理中心的金牌依赖机制，扭曲了各地方的体育官员对当地政府负责的政绩观。

　　那么体育界的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以及务必要给“京官”进贡的局面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在挑选国家队队员时，同等水平的队员中为什么选了你们省的，而不选他们省的？”一位年轻的地方队教练对记者说，“难道真的是这个选手比其他选手水平高潜力大吗？”他反问记者。

　　业余体校、地方队、省队、国家队，在中国绝大多数竞技体育项目的运动员选拔都是通过这个层级途径。

　　“未公开的秘密是这里面的黑洞。在挑选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大赛的运动员时，又为什么会选择你，而不选择他？”这位年轻教练再次反问记者。

　　杨明明在公开信中，也谈到过选拔制度的问题，“国家队教练和运动员的选拔需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尤其是每次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组队更是如此。这些规章制度是选拔最优秀人才组队的必要依据。”在采访中，多位教练谈到，长期以来不透明不公开的人才选拔确实存在腐败空间，“这些钱，还在一年一年的涨呀。”

　　谈到这个问题时，杨明明说：“听说国家体操中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奥运会选手的选拔办法，这次的全国锦标赛就是整个流程中的一个环节，这就是好转的另一个体现，希望在实践中切实执行、不断完善。”

　　在十运会体操决赛上，共计36枚个人奖牌中，女子有3枚，男子只有1枚为省市队运动员获得，其他所有的奖牌均为国家队队员包揽。这正是杨明明所担心的国家队一队独大，而地方各级队伍的主要精力只投向国家队队员，导致地方人才严重浪费，同时体操事业基础又很薄弱的可怕局面。

　　“有一次我去国家体操队，突然在训练馆看见一个省队的主教练，我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说他来盯着那几个自己省队出来的国家队队员。国家队队员都是有自己的负责教练的呀，一个省队主教练整天泡在国家队监督这几个队员，那你省队其他队员的训练怎么办？”

　　6月9日在上海开幕的200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上，杨明明居然成了男团决赛第一个买票入场的观众，那场比赛观众只有五六十人。杨明明说，“这场观众少，或许跟比赛时间放在上午有关，最后一天的单项决赛因为是晚上，观众多了些，但整体的情况也很不乐观。”

　　“到了这样的境地，中国的体操还怎么搞？难道就靠几块金牌撑门面？”最让这位从事了50年体操运动的老人伤心的是，这样一项挚爱的本来应该充满阳光的运动，逐渐被扭曲成“夺金”就是一切。

　　为了中国体操

　　杨明明带队的上海体操队虽然在2005年十运会预赛上男、女双双获得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但因为种种原因，在十运会决赛上仅获得了两块单项铜牌，离签订合同时约定的完成目标“一银二铜”差一块银牌。

　　在6月19日结束的2007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上，上海女队破记录获得团体冠军，上海的一家体育报刊就此采访了杨明明：“有说我好的，说是我当年打下的底子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也有说我不好的，说杨明明一走，成绩就出来了。”杨明明说他对这些说法都不在乎，“不要把问题归于个人，我杨明明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取得成绩主要是这些队员和教练在干。”

　　但在公开信中，3年来吃住都在体操队的海外华侨杨明明这样写道：“在我合约到期前，上海体操中心主任和两位副主任跟我有一次正式的谈话，他们含蓄地告诉我，我跟国家体操中心领导的关系搞僵了。”

　　杨明明关闭自己洛杉矶的体操学校回国执教上海队之前，他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曾劝他不要回来。“你回去，好，第一年满腔热情，第二年冷淡，第三年你就得走人，恨不得马上回来。”朋友的话，他不信，但4年过去，“嘿，真让他说中了！”双手一摊，满脸无奈，“说得严重点，这是报国无门啊。我这样的人都容不下，还谈什么海纳百川？”

　　最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各个国家队，国家队又受行政化的管理中心管理，权力一层一层集中，在缺乏民主制约的情况下，最终会为某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掌握。“一封提点意见的信之后，有人跟上海方面打声招呼，便不再用我了。权力最后集中于一个人，往往出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局面。没有足够的监督和制约，谁当了一把手都很容易变得独断专行。”杨明明这样分析他的遭遇。实际上，无论在地方队还是国家队，负责业务的总教练是否能与负责行政事务的管理中心主任相处好都关系重大，这是高度行政化的中国体育所面临的体制病之一。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20多年前那场胜利迄今令他记忆深刻。整个中国代表团共获得奥运金牌15块，其中1/3是体操队贡献的。“那时张健是总教练，我和高健是副手，三人亲密合作，那么投入，那么紧张，那么休戚与共。我们三人因前面的团体、全能赛没有获得计划中的金牌，躲在屋子里不好意思出来见人，饭菜都是李宁他们带回来的。所幸单项决赛一下干了5个金牌，大快人心。”说这段话的片刻，是这个老人和记者7个小时的聊天中，神情最为兴奋的时候。

　　2006年10月的丹麦世锦赛，杨明明和夫人曾自费前往丹麦观战。进入比赛场馆之后，他赫然发现场内悬挂的台湾旗帜竟然是青天白日旗，而非台湾参加国际比赛时只能使用的白底梅花旗。国家队总教练黄玉斌一到场，他便马上告诉黄，黄立即安排向组委会交涉，最终撤换下了青天白日旗，其时，他的身份是台湾体操队的教练。

　　在确定上海不再续约后，杨明明就接受台湾体协的邀请，指导台湾体操队训练，准备亚运会。尽管台湾体协以较丰厚的待遇聘请了他，但他还是与之约法三章，“第一，我只负责训练，第二，我不现场指导比赛，第三，我不现场保护。”

　　现在，杨明明已经离开了台湾队，“我之所以不愿现场指导比赛只是不想背着‘中华台北’四个字抛头露面。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在我心底深处，我仍然是中国体操队的一员，只要有可能，我还是想为中国体操做些事情。”

　　“他是个狂爱技术的人。”一个熟悉杨明明的体操教练这样对记者说。时至今日，已到退休年龄的杨明明仍旧会时不时撰写分析体操技术和最新动态的文章，通过电邮发送给仍工作在一线的朋友分享。

　　而今年6月，在给朋友的一篇读史随感中，杨明明这样写道：人处世间，扮相随心，各就各位，各求各欲。欲成英雄，仅需一举，甘为布衣，实属不易。凡事有度，知行知止；凡人有骨，不平则鸣。回首吾生，挣扎而立，不知天命，但求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