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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校低调管理 学生校外租房屡禁不止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25日07:00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搬成“空巢” 从2004年的“不允许大学生校外租房”到2005年的“大学生校外租房不再禁止”,再到2007年的“原则上不允许大学生校外租房。”教育部的“禁租令”从紧到松,这一次的消息加上“原则”二字,令人感觉不温不火。这一次的反应分外平静,是平静?还是漠视? 安全系数高房子很抢手 时至今日,“空巢”寝室已不是少数现象。从7月8日开始,记者分别走访了四川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张鹏程说,班上31个人,24个男生中有10个出去住过,7个女生有4个出去住过,“至少都是半年,长的有两三年。几乎每层楼每个寝室,都有空床。” 7月9日上午,张鹏程带记者到成都理工大学后门,绕过一个小花园,在一片红砖的旧楼中穿过,抵达一栋楼3楼的一个一套二房间,客厅简单,有一张沙发,一个饮水机。一个长发女孩站在客厅招呼记者吃桃子。 “这是我室友,研究生。”张鹏程带着记者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只有9平方米的房间,左边一排书柜,右边一张小床,床头一张电脑桌,两个风扇使劲地转着。“如果在寝室,还没有风扇,晚上还要断电呢。”张鹏程对自己的小天地很满意。 这个小天地是原来的教师公寓,在校内,更添一分安全。他一路指着这些红色的砖房说,“是旧了点,但对于很多顾忌安全的学生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女孩子租得比较多。房子现在仍然供不应求。”张鹏程说:除了老师家属区的旧房子,成都理工大学附近2个楼盘:彩云间和十里翠园,也很抢手。 学生像流水 堵都堵不住 大量涌现的高校“房东”,见证了这个“外租族”群体的逐年增长。“这难道还是秘密么?”在陆先生的名片上,写着“小型家庭旅馆———为方便广大学子探亲访友。”陆先生做学生生意,已经快10年了。 四川师范大学南门正对着的楼盘,幽静雅致,矗立在半山坡上。陆先生的“小型家庭旅馆”就在里面。“最先是出来看书的学生,后来是同居的或者考研的,学生像流水一样涌出来,堵都堵不住。” 小区内这套118平方米的房子,简单装修后,陆先生改装成了5个小间。“带空调房子1000元—1500元/月,不带空调的700元—800元/月,这是长租的价;短租,还要贵些,30元—70元/天。现在学生的经济条件好,可以承担这些费用,如果几个人合租,分担下来很划算。” 这俨然形成一个链条:减少了到处张贴的出租广告,没有了中介,学生想要出来住,只要在附近的小区问问,房主们在门卫那里“挂了号”,一问就知。出租屋的格局形成后,周围的餐饮、娱乐心照不宣地催生出来。 自我空间 有人认为,此次“禁租令”是教育部2005年后的又一次政策回归。但“禁租令”对于租房族而言,一直就是溪流入海,波澜不惊。它为什么被轻视?说到底,是学生们厌倦“格子式”的框架生活,极力打破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寻找自我空间。 外面住,想睡好久就睡好久 “2004年9月入校,10月就出去租房住了。我们是6人间寝室,上下铺、电视、饮水机,空间比较小。但总感觉不行,就搬出去了。学校所在的小镇,农民提供租房,很便宜。在外面住,想睡好久就睡好久,没人管。寝室收费照样交,2004年、2005年、2007年,这三次出通知,我觉得没什么影响。发现校外租房住,老师还是要喊回来住,就算你不听劝告,也不会受处罚。”大四学生刘佳说,“禁租都是为了安全问题,如果学校逗硬,我肯定不出去住了,但是还是肯定有人出去住。长期以来,不怕处分的学生多着呢,就看学校管理的力度够不够。” 刘佳说:“大三大四是标准的4人间了,条件很好,除了空调基本上都有,很多同学也搬回来住了。”大学生校外租房大致有三种原因:一是与恋人同居,二是想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生活空间,三是对学校的生活条件感到不满。为了环境而“外出”的学生也是增长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夏天。 受质疑,显露出我行我素 在部分学生看来,控制寝室的居住人数,部分租房的学生会停止外出脚步。“现在的理解太偏颇,一提出去租房住,就会马上想到同居?”即将毕业的朱华说:“我身边的同学,同居出去租房子还是少数,大多数是因为考研。”因为寝室和自习教室到时间要关灯,所以出去租房是可以理解的。 学生的这种“自我”,也受到了一些老师和同学的质疑。“长期下来造成集体观念淡薄,某些集体活动中,很多校外租房住的学生显露出我行我素的个性。”一位高校老师说。 屡禁不止 教育部2007年7月6日的通知中指出,“2007级及以后的新生要保证按班级住宿,其他年级在校生,没有按班级住宿的要制定计划,在三年内逐步实现按班级住宿。”“要杜绝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调查中,记者发现成都高校群,基本上是统一安排住宿,而不是学生自行选择。部分学校管理其实是屡禁不止后,干脆放任自流。 原地踏步禁令没有“对症下药” 早在2004年,第一道“禁租令”出来时,《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中青在线合作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25%的公众明确支持教育部门的这项新规定,他们认为“学生就应该住在学校,这样也确实会安全一些”;与之相反,39%的公众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早就是成年人了,各方面都应该自立了;还有36%的公众没有明确表态,他们觉得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对待,不应“一刀切”。“如果还是采用堵的方式,等于原地踏步。”学生刘涛说,教育部的禁令没有“对症下药”。 既是学生,也是成人,这两个身份的交叉,让老师也颇为头疼。“我们有很多考虑,最主要是学生的自律性、安全问题。”一名高校老师说,学生长期在外居住,“再加上一些所谓的‘日租房’藏污纳垢,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再问起学生外出租房,校方依然觉得是一个“不好谈”的敏感话题。记者采访中,省内一些教育学者,不愿意谈这个“政策性”的话题,接触的高校老师接受采访,也只是简单归结为“个人问题”。“没有必要”和“一厢情愿”———许多大学生也表示,体谅学校的难处。 学校低调管理上放任自流 记者了解到,成都高校对学生住宿管理一般存在两种情况:家在本地可以走读,其他一律寄宿,走读需要提交申请,并由监护人签字。“对于有实际情况需要在外面租房的同学,先由本人申请,经过学院审查批准,留下租房联系方式,家长签署意见后放行。”一位老师表示,原则上是这样要求。 “出于安全考虑,采取了夜间查寝制度,但这样也无法完全杜绝校外租房情况的发生,尤其是一些高年级学生,学校对他们以考研、找工作为理由在外租房的事大多采取默许的态度。”一名高校老师表示。 “禁租令”出来后,记者采访了三个大四的外住学生,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未收到学校的任何通知说不能在外住宿,有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不准在校外租房的通知。高校的表态低调,对于校外租房的大学生是否有具体的处罚办法也无从得知。 专家观点 高校后勤应该社会化 “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设定规则的确是教育主管部门份内之事,属于它们的‘自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开忠表示:“高校学生是被社会寄托了希望的群体,高校学生外出租房的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样的关注形式下,社会的确需要一个理性的政府表态。此次禁令,并不是单方面的针对学生,同样,也对学校的具体工作提出了要求。这是双向的,是在促进协调的一个过程。” 杨开忠认为:“尊重高校学生作为成人的权利,不应大惊小怪、一棍子打死。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学生搬到校外住宿,要正视学生的这种需要。学校只是起一个监督和约束的作用,毕竟他们已经成年了,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随着大学扩招,一些学校学生宿舍逐渐吃紧,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也承担了一定的管理压力。” “双方,包括整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逐步适应、协调的过程。后勤社会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在后勤社会化的改革过程中,不能只是靠‘堵’,给学生创造出更好的居住、学习环境,同时应注意研究学生的心理和实际需要。我个人建议,应该多一些‘廉租房’性质的宿舍。”杨开忠说。 早报记者谭晓娟 摄影华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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