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监督

　　乐施会的救援标准中规定：物资需要在香港乐施会或者由其聘请的志愿者的监督下直接发放到灾民的手中。

　　“在外打工的人不能算进去，没有受灾的村干部的亲戚也不能有，否则为你是问。”陆健康反复叮嘱。

　　在随后的3天时间里，5名乡善中心工作人员与1名乐施会志愿者对两个乡16个村的公示情况逐一进行了检查。在不通车的地方，他们步行了十几公里去听取村民意见。

　　在地湖乡，公示情况与双方最初约定的数据有所变动，地湖乡人民政府立即出了一份文件，解释变动的原因：因为时间紧迫，他们最开始遗漏掉了五六户受灾农户。

　　而在竹林村，甘泉则被几十名村民围了起来，“听说他们那些没有受灾的干部亲戚都得了。我们家受灾了，却没有”。

　　洪灾发生后，交通与通讯曾一度中断，乡干部与村干部没有及时联系上，当时确定分配方案的时候一些受灾灾民没有被统计进去。但此时乐施会救援物资的总量已经确定了，无法更改。

　　副乡长唐龙寿这几天忙得焦头烂额，在与甘泉的沟通中，他手上的那份乐施会公示名单不断地调整。

　　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位撕下公示榜的基层民政干部刘声仁，在贴出第二份榜单时异常小心。他自己家里也受了灾，但他始终不敢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受助名单上。

　　赵永柱说，“公示不是为了公示而公示，而是为了一种透明与参与，公示之后有一个反馈与调节的机制。如果确实是那种意见特别大，不符合实情的，我们会进行调整。”

　　村民们对调整后的乐施会名单还是不满意，但是当被问到具体哪些人没有受灾却得到了救助或者是村干部的亲戚的时候，没有人能指出来。

　　“不管工作做到怎么细致，总会有一些怨言，”赵永柱说，“或许平均分配就不会有怨言。但我们不太赞成那种平均就是公平的想法，平均绝对不等于公平。”他们还是关注最弱势的人群。

　　灾民们在7月15日凭着乡善中心制作的救助卡，分别领取了自己的食用油和包装袋上印有“乐施会救助粮”的大米。

　　在这之后，赵永柱将代表乐施会与乡善中心工作人员一起再次赴天柱走访农户，抽样检查物资是否按照建议书的数量和质量真实发放以及灾民对此次紧急救援的反馈。

　　乡善中心也将向乐施会提交总结报告和财务报告，并接受他们的

　　NGO经验

　　乡善中心本次救灾的效率和公正获得了基层民政官员的认可，其工作方式也令后者耳目一新。

　　云南大学区域发展中心主任、NGO灾害管理专家宋浩昆教授认为，NGO在财务安排上有两个环节值得关注：一是物资采购尽量采取一种公开招标方式来进行；二是他们会聘请外部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以增加报表的可信度。

　　宋浩昆还认为，政府在“整个救灾工作的公开、透明方面是最需要加强的。一些地方发生救灾资金被挪用、挤占的情况，最关键就是没有建立公开透明的机制。靠上面1个人监督100个人是很难监督的，而100个人监督1个人就很容易做到。怎么100个人监督1个人，那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透明公开”。

　　乡善中心主任毛刚强也提到，“物资发放不公平谁来问责？以往都是上级部门来监管，但其实受助的人群才是最有权利、最有理由向你问责。如果你分配不公平，不仅会影响灾民的生计和他们内部的团结，救援者在灾民心目中的公信力也会受损。”

　　此外，脆弱性分析和预防也是政府可以借鉴的。“政府在灾害发生之前，可能应该更多的关注那些弱势群体的脆弱性。”宋浩昆说道。

　　比如说减灾方面，政府在预防预测

　　在需求评估方面，政府救灾时也会强调自上而下的统一部署，灾民的真实需求其实也很重要。

　　赵永柱说，“其实我们和政府的目标是完全吻合的，程序也差不多。但我们解决的只是一个点，而政府要解决的是一个面的问题。政府要解决的有基础设施的恢复，老百姓的安抚，排查搜救，工作范畴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