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式”诞生记

　　1948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首次下达“统一全军军帽式样”的命令，

　　根据解放军档案馆的编档，当时命令是根据作战场地变化出发，

　　“各区军队现已常在同一战场作战，为易于识别起见，明年单军帽统一样式，现军委已规定样式，

　　交各区来开后勤会议的同志带回，望各区即照军委规定的新式样制造，不再自定样式”。

　　这就是解放军帽的由来。

　　记者◎王恺

　　即使是目前的军史专家也无法说清解放军帽的具体设计者是谁，常年的作战历史，使当时各军区野战军形成了自己的服装供给制度，尽管各大军区之间也互相支援，但是军服基本上属“各自为政”，各军需工厂要么就地取材。要么收缴敌人物资，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的要求才显重要性，所以中央军委此次特意声明“不再自定式样”。

　　抗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八路军帽就此作废——那还是当年的德国陆军将领西克特根据欧洲的滑雪帽，帮助中国军队设计的，为适合东方人特点，特意将帽檐缩进了不少。

　　但是军帽的统一进行得并不顺利，1949年，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军营文化天地》的副主编余戈说，在开国大典上，戴钢盔的部队被称为“万国钢盔”，“他们有的戴缴获的日本钢盔，有的戴德国钢盔，也有许多戴的是苏联支援的钢盔”。

　　但是，这样的瑕疵没有让当时参观开国大典的人感到失望，与军服的不够整齐相比，军队的装备和威武之姿更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解放军部队确实意识到了这种缺陷，各城市入城式上，“搞好个人卫生”，换掉身上脏烂的军装，成为各野战军的一项任务。

　　1950年，“五○式”军服开始大规模出现，它是解放后我军第一次正式装备的军服，替换了以往的杂式旧军服，全军军服首次统一装备，统一制式，统一标准。

　　一位将军的后勤生涯

　　2000年，萧志贤将军去世前，对家属们说:“我去世后不要把骨灰运回家乡，要撒在秦岭的大山里。”他的家乡是著名的将军之乡，湖北红安，小女儿萧亚胜还记得父亲始终改不掉的红安口音。

　　萧志贤不肯把骨灰运回家乡的原因是，“从大别山里一起出来的战友们，那么年轻就死在秦岭的大山里，我想和他们做伴”。相比之下，家乡的将军陵园就无足轻重了。萧亚胜回忆起父亲当时的话，突然哭出声来:“父亲那时候是红25军75师的军需科科长，可是他这个专门负责后勤的科长，冬天夜里找不到被子盖，盖的都是树叶和稻草。为了取暖，经常和战友背靠背地睡觉，有一次醒过来，靠着他睡觉的战友，在夜里就死了。”于是萧志贤一生中回忆起这些战友时，最爱发的感慨就是，“他们那么年轻就走了”。

　　“父亲从一参军就干上了后勤工作。”从小父母双亡的他很小就在红安县城当裁缝铺的学徒，当了两年学徒后，跟着红军走了。与其说是管后勤，不如说是长期在紧张中到处给部队找吃的和穿的，无论在红军中、抗战中还是解放战争中，“这种紧张影响了他一生，他连片布片都舍不得随便扔”。直到他所在部队进东北后，情况才有所缓解，“他的裁缝手艺倒一直没丢，我们印象中，爸爸的手可巧了”。同样的一块布，他能裁剪两件衣服，“而我的母亲只能裁出一件来”。

　　萧志贤担任的后勤部门领导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是负责军装供给，萧亚胜看萧志贤写的一些回忆文章，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当年是怎样绞尽脑汁保证军装供应的。

　　1946年6月后，各解放区部队陆续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所穿军服没有统一化，式样、用料和颜色与八路军、新四军军服基本相同，“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担任西满军区兵部部长，当时进东北的解放军多为土黄色军服，为这颜色，父亲就绞尽脑汁。当年外购一斤铁盒装的驼黄色染料，父亲记载要花2000斤小米的代价，他哪里舍得”。各部队都无法得到充足的染料，就都采用了土办法。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的染坊主任卫克诚因为当过染坊学徒，有一些经验。“父亲回忆说，当时边区的染坊用各种植物和矿物原料发明了一种像沥青的染料软膏，黑糊糊的，融化后成为一种略微带暗红的灰色，这种原料土生土长，很节约，而且染成的军装和各地不一样，所以叫边区灰，当时只看颜色，就知道谁是边区的。”

　　萧志贤他们于是也就地取材，用橡子壳和树叶蒸煮后，捞壳留水进行染布，这样染成的布，灰不灰，黄不黄，颜色不一致，而且一洗就褪色，“后来父亲和染布师傅们进行改革，在染坊用手工做了两个木滚筒，着色深浅不一的情况才改变”。

　　军服的质量、颜色，随部队行进路程而改变，比如进入棉花盛产地区，就不难给每个战士做上细布衣服。在布匹来源困难的地方，则在形势缓和时从敌占区买细布，封锁严密时用老乡纺织的土布，“土布宽窄不一，染出来不仅效果不好，而且又厚又硬，染工们剪裁时，满手都是血泡”。

　　进军东北时，70%的军服靠自给，剩下的30%就完全靠战利品和没收敌人的财产，“作为后勤部长，他总是在战后的战场上进行清理和打扫，抢救一些战士，也收拾一些物资”。在四平大战后，他指挥后勤部队清理战场，“自己坐着一辆美军吉普车在战场上寻找受伤的战士，结果被上空的国民党飞机看见了，俯冲下来扔炸弹”。车开到哪里，炸弹扔在哪里，“父亲和车一起被炸飞了”。

　　当时战场边上有两个人堆，一堆是解放军战士的尸体，一堆是伤员，旁边是简陋的战地医院，“两个战士抬着父亲往尸体堆走，因为战场大，走到半路，有名战士听见父亲‘哼’了一声，才赶快把他往战地医院那边抬”。

　　萧志贤的骨头当时全部断成一截截，一躺就是几年，“到南下时候才恢复，他那时担任广州军区后勤部第二部长”。

　　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萧志贤被授予少将军衔。

　　各大野战军的军服供应

　　沈阳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陈列馆是军队系统内少有的军服收藏单位，陈列馆徐馆长说:“当时东北物资充足，和别的野战军不同，所以军队服装基本能做到统一。”因为这样的基础，所以馆藏服装从刚进东北的民主联军开始，直到现在的“○七式”军服，都有展示。

　　解放战争期间，进东北的部队几次更换名称，从东北民主联军到东北人民解放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实只是臂章和帽徽不太一样，服装基本样式没什么更改”。基本延续了八路军军服的式样，“甚至可以说是延续了中山装式样”。帽子则是由开始的棉帽逐步改进到了皮帽、贴绒帽，“大量皮帽是狗皮帽，属于就地取材”。而布料则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而不断改进，“最早用家织布，更生布，后来用斜纹布”。

　　建馆之初，徐馆长搜集了一些当时在军需生产部门工作的人的回忆录，发现东北人民解放军军服是逐渐成形的。“刚开始，对棉袄没什么规定，后来军委专门下命令，一件棉袄按规定要絮两公斤棉花，统一制式，显然是针对严寒的条件。”

　　更有地方特色的是鞋。刚成立的被服厂没经验，鞋还是按旧尺码，“结果没多久就接到消息，说是部队的战士大量冻伤手脚”。徐馆长还记得，1947年佳木斯被服厂女厂长姜万寿对他回忆说，她们立刻总结教训，结果在棉衣关键部位加肥加大，鞋的号码更要加肥加大，可以穿上厚袜子和絮上乌拉草。由于物资相对充足，一个东北解放军战士每年可以得到两双鞋，比别的地区多一双。

　　解放战争后期，东北解放军统一为布撒鞋，“传统的黑布面，布底，底是妇女们用针线纳成的”。姜万寿回忆，当时因为东北刚解放，有些商会和私人鞋厂交的鞋子有掺假现象，“切开一看，鞋底的新布料被换成了旧的，有的鞋底中掺杂了草纸，后来我们就拒绝收他们的鞋。

　　当时东北的不少军需工厂是白手起家建立的，袁德良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办事处处长时，任务是在那里创办小型工厂，弥补撤离大城市后的物资不足，“可是只给我几个人和少量物资”。到了牡丹江后，人无住房，物无库存，只能住在火车上，“当时街上的土匪和伪满残余还没肃清，整天能听见枪声”。后来找到一个日军留下的仓库作为工厂，“我们立刻用铁丝网围起来，用部队发给我们的30多支枪把自己武装起来，就这么安顿下来”。当时筹措材料不易，一是接收，二是采购，直到1948年下半年，“从苏联领事馆领了一批物资，包括牛、羊、狗皮30万张，以及少量棉花、布匹，才暂时解决燃眉之急”。

　　后勤史馆里尽管搜集到当时多支野战军的军服，但也有许多无法收藏到，例如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军服，“在大别山作战的这支部队的军服是战士自己制作的，邓小平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手工艺品”。

　　当时这支野战军因为远离后方，被装供应十分困难，尽管中央军委多次调运军服和被子，都因路程远和封锁重重而无法运到。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中央，决定自己解决这一问题。“刚开始没有染料，做的颜色极不一致。刘伯承看见司令部参谋用花布做棉袄，当时就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都要穿一色的灰军服，我们是军队，不是秧歌队。”军史上记载，这次制衣活动历时24天，解决了12万人的军服问题。

　　在许世友的回忆录中，莱芜战役中鲁中军区被服厂赶制出来的大量“精神抖擞”的米黑色新棉军装在后勤史馆中也没有收藏，徐馆长说:“解放战争年代的军服式样和颜色，谁也没办法完整地统计出来。”

　　进入大城市:制式军服出现的可能

　　现年86岁的李能模是原华东军区生产管理局101厂的车间主任，他还记得1949年5月接管原国民党军服厂的壮观局面，“工厂有3000人，场面很大”。接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团结教育工人”，李能模还记得当时穿新四军军装的军代表被有些人瞧不起，叫他们“土包子”，但是军代表迅速抓了一批工厂原来的骨干，稳定了生产，“当时总后勤部是没有什么文件下来的，提供给我们的只有军服样式，我们就照着那样式生产军装，供应当时几大军区”。

　　徐馆长说:“1949年刚成立的总后勤部最开始提供给各家军需工厂的都是样式，没有什么详细说明，照着做就可以了。”

　　新成立的总后勤部开始在军服制式上进行统一，专门研究解放军军服史的徐平解释说:正是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造成了军服制式统一的可能性。“解放战争中，没有一个集中的大后方，各个野战军只能各自生产，各自为政，进入大城市后，接收了大量国民党的军工企业，掌握了大量的资源，这时候，服装样式能进行统一了。”

　　解放后任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副部长的于华亭在回忆录中说，进城后的制式改革是渐渐的，“服装制式有统一的改革要求，文字资料不全，但是都有实物做样品，这些样品是由总后勤部制发的，参照了苏军的样式，并且结合了我国国情”。他还记得山东被服总厂是由1950做夏服起开始缝制新式服装，“干部是大盖帽，上衣是前开口，后边有刀背，有两个前胸兜，仿佛战士服一样，下边没有兜，裤子则和以前的一样。战士衣服是套头的，紧袖口，开始也是大盖帽，后来才改成船形帽，女同志是连衣裙，大盖帽，还有一套列宁装。取消了绑带生产”。

　　取消绑带生产在当时还引起了工人们的议论，绑带生产一直是军服厂的加工内容，余戈说，绑带自北伐战争起就成为军队的必备品，“平型关战斗时，看当时八路军将领的回忆录，打绑带穿草鞋的八路军比起穿皮靴的日本兵行动灵活多了，比日本兵先占领制高点”。而绑带的取消，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大规模战争年代的结束。

　　“五○式”的不断变革

　　研究解放军军服的王忠东说，“五○式”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分级别、军种和用途的军服，“现在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当时的设计者是谁了，因为当时属于集体创作年代，只看见一些资料说最后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审查通过”。“五○式”的通过过程显然更加简单快捷，不像“五五式”军服出台前那样留下了一些争论的文字记录。

　　西安市的军服收集者张皓甫对自己手中收藏的几套“五○式”军服赞不绝口，“主要是做工精细，肩膀前后都砸了道，虽然面料不算好”。而他手中收藏的一些需要刺绣的军官服装“相当精细，全部是西安市3507厂做的——当时只有这家厂的大批量刺绣工艺过关”。

　　“五○式”军官常服由大檐帽、布料上衣、西式军裤和高儿牛皮靴组成，后来军委规定，陆军团级以上，海军营级以上干部，包括海校、伞校学员的军服都改用呢子制造，师以下军官扎牛皮腰带，或者帆布带。而女军人服装中的夏服因是布拉吉(即连衣裙的俄语音译)式样，被称为“解放军历史上最漂亮的女军服之一”。

　　1950年，志愿军走上抗美援朝战场，一开始，大批志愿军穿朝鲜人民军军服跨过鸭绿江，后来志愿军逐步换发“五○式”军服，通过1950年冬的战斗，“五○式”军装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士兵套头服透气性能不好，负伤后不容易脱卸，影响救治;棉衣容易滚花成堆，易刮破，影响保暖;头上的栽绒帽没有听孔，影响防空防炮，毛皮鞋低矮，容易进去雪水……周恩来和聂荣臻听取了汇报，责成总后勤部处理，很快，新的适合志愿军的军服问世:战士夏服改为前开襟，棉衣棉花缝在里子布上;军服的肩、裆、膝等部位加一层布;棉帽加听孔和护面，皮靴加高许多，为了作战需要，新式的志愿军服对“五○式”做出了的重大改革。

　　美观和战斗的实际需要经过调和，在1952年又促进了志愿军军服的一次改革，这次的新冬装外面罩上了平纹布面，使棉服的明线不再露出来，同时不分官兵皆有4个带盖和铜扣的挖袋，领子改为小翻领，军服上的纽扣改为光面铜扣。

　　“五○式”首次增加了空军和海军服装，徐平说:“海军、空军服装完全国际化，和当时各国的服装样式没什么区别，只是帽徽不同。”有收藏者展示现在为数不多的“五○式”海军和空军帽徽，高级军官的是铜镀金、银制品，而士兵的则是镀搪瓷的制品，在目前的收藏市场上属珍贵文物。-

　　(实习记者马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26 一支军队的形象

　　32 “五○式”诞生记

　　38 从“五○式”到“五五式”

　　42 从“五八式”到“六五式”

　　46 从“八七式”到“○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