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八式”到“六五式”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1988年被授予少将的刘岩将军拿出他保存的1965年4月24日《军委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式样的请示》。1964年中国经历了和苏联交恶、经济困难以及国内多次政治事件，几乎所有影响到后来“六五式”军服形象的背景、所有对取消军衔、改革“七八式”军服的重大意见都汇总在上面。

　　“今年以来，部队中广泛传达讨论了军委关于取消军衔制和减薪的决定，广大指战员一致认为，这是我军彻底消除抄袭苏联做法的影响……”

　　“帽徽上的红星，由于边镶麦穗，中嵌‘八一’，底衬蓝色，弄得红星一点也不突出。”

　　“海、空军领章，不用红色而分别用黑色和蓝色，在群众中早有抵触。”

　　“领章上的军、兵种识别符号，更是十分繁琐，既不利于保密，又无实际用处，还每年白白浪费二三十吨铜，实在没有必要。”

　　毛泽东在这份请示后面批示了两个字:照办。

　　“六五式”军服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由此诞生。“六五式”军服不但以装备时间最长、发放数量最大而载入军史，还给两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主笔◎蔡伟

　　两代军服工作者记忆中的“六五式”

　　1974年，部队在北京招兵时，徐平的很多同学和朋友都进入了北海舰队航空兵。由于近视，此后他再次失去了加入东海舰队航空兵的机会。海军本来就没有“六五式”国防绿军装，这下连海军的灰色军服也没机会穿了。不过1983年7月底从河北大学工业经济专业毕业后，徐平终于从地方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军官，进的正好是总后军需装备部，从事的恰好还就是军服的生产定额。“最幸运的是，我刚入伍就赶上全军酝酿换装。”徐平说。沿用了20年的“六五式”军装即将被淘汰，还能参与新军服的生产，这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当时已经传说部队要恢复军衔。”徐平说。刚进部队时发放的“六五式”绿军装俗称“三面红”，是没有军衔的军服。官兵一致，只是军官上衣4个兜，战士2个兜。徐平回忆说，那年夏天很热。“六五式”由于没有配套制式衬衣，的确良面料也不吸汗，除了几个老红军出身的少将上下班总是全身军装，穿得笔挺，部队一般流行的穿法是上身便装，下身穿部队绿裤子，根本分不清楚谁是兵谁是官。“包括军人之间，如果不熟悉的话，对于对方阶层只能靠经验判断。我们劳动工资处胡助理是副师级干部。他身材较胖，很有派头。我和他走在大街上，人家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长者身边跟一个年轻人，都以为他是个老首长。”

　　1988年全军重新恢复军衔制之前，取代“六五式”的“八七式”军服也延续着“六五式”没有军衔的尴尬。刘岩将军也记得没有军衔带来的一些花絮。“脱下国防绿换上‘八七式’军装后，有一次我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前往钓鱼台和美国陆军参谋长会谈。”刘岩当时是总参编制处处长。第二天美方在昆仑饭店回请时，他身边一个美国使馆人员的来自台湾地区的夫人好奇地指着他军服肩膀上的星形装饰，问他是不是准将。“其实那时我们还没有恢复军衔，这个星星不过是个装饰，但美国人以为一颗星就是准将。所以‘八七式’和此前的‘六五式’军服最大的问题都还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而是无法让人了解你的级别身份。搞得外国人一般只能通过中国军人的年纪、外形甚至气派去猜测。”尽管如此，1983年正在设计中的新军服依旧是总后勤部多年来在被服上最重大的项目。徐平说，当时虽然没有定型，但内部杂志上已经刊登出不少设计照片。当时徐平发现总后二楼一个紧闭的会议室内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军服样品，他时常趴在窗户上为了多看两眼。“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有认为‘六五式’不好看，只是认为新军服更精神。”

　　新军装最开始是为1984年大阅兵部队准备的。除了让有所耳闻的年轻军人们颇为兴奋，更重视的便是总后勤部下属的军需工厂。从70年代开始，总后勤部的军服工厂已经处于吃不饱的状态。生产新军服对于这些工厂才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徐平说，虽然新军服并不是马上全军配发，但数万人的阅兵部队，每人都要准备几套新军服，连女兵的靴子都有备份。这的确不是个小数目。在演练中逐渐发现，女兵准备在新军服上保留的“六五式”的确良女裙不够好看。最终万里和王震批示同意后总后勤部采用了毛料的凡尔丁面料。徐平说，当时一个连级干部月收入可能只有80元左右，一套毛料服装成本可能就要100多元。

　　有人认为从1987年到2007年，“八七式”军服和它的改型也使用了20年。但徐平指出，1987年定型的“八七式”其实直到1988年全军恢复军衔制后才正式装备部队，“满打满算才19年”。用刘岩的话说，“八七式”虽然看上去比沿用了20年的“六五式”国防绿军装洋气得多，但“其实是‘五五式’军衔服的延续”。从样式到面料，许多和“五五式”基本相同，唯一根本的区别就是没有恢复军衔。而全军使用了20年的“六五式”军装，源流还是“五五式”。

　　如今已80多岁的江源长记得很清楚，1955年3月他从大连服装一厂调到北京的总后勤部，为的就是设计新军衔服。他当时所在的服装厂虽然是解放后公私合营，前身却可以追溯到1945年。在苏联红军解放大连和旅顺后，那个服装作坊就开始专门给红军制做军服。江源长自1952年进厂就开始接触苏式军服，他回忆说，1955年解放军首次施行军衔制时，大连的苏军还没有撤走。把他调到北京，看重的就是他对于苏式军服的了解。进入总后军需生产部后，江源长从地方入伍、提干，马上就参与了建国后第一套军衔服的设计工作。

　　当时总后勤部为了“五五式”军服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是如今位于禄米仓的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研究所的夏鹏泽主任把我引到床边，一座清代的仓库还保留在院子内。夏鹏泽说，禄米仓因为是清代存放粮食的仓库而得名。不过从北洋时代开始成为被服厂，经历日据和

国民党时代，至今仍然是服装工厂。从“五五式”到“○七式”军服的解放军历代军服都是在这个院子内设计出来的，即将装备全军的“○七式”新军服也已经从这里诞生。“解放军的正规化就是从这里迈出的第一步，到了1955年又迈进了一大步。因为‘五五式’军服实际上就是仿苏的。”

　　江源长来到总后参与的第一个重要军服设计便是“五五式”军衔服。在他看来，“五五式”也不能算是完全的仿制，某些细节还是做了改动。“陆、海、空三军军服做出样品后便送到中南海，很快得到了反馈。”江源长说，当时对军服有什么问题，提出什么要求，得到的主要是口头指示，设计人员马上就动手去改。虽然“五五式”项目重大，但军服设计都是军需生产部门领导挂帅带头，并没有总设计师。江源长也没有想到，“五五式”军服也是他在65岁退休前参与设计的唯一一套军服。

　　“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背后

　　江源长说，自己当然是参与了“六五式”军装的“制作”，不过仅此而已。从“五五式”之后，解放军军服历史上最重大的军服改型便是“六五式”和“八七式”。虽然是解放军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套军服，江源长说“六五式”其实是一套没有经过设计的军服。“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没有专门的设计班子；第二，根本就谈不上设计。上面(领导)说怎么改，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弄。”

　　“‘六五式’军服的出现，必须从1958年修改‘五五式’军服说起。”江源长说，船形帽已经在1958年定型的“五八式”军服中被解放帽取代。大檐帽作为礼服配帽使用，同时向部队发了解放帽和小帽徽。江源长说，“五八式”今天看来比较进步的改革只有布料，它在解放军军服历史上第一次用一种化纤材料维尼龙取代了“五五式”军服18支纱的棉布用料。

　　“六五式”军服最后实际上沿用了“五八式”军服已经在使用的军装和军帽，只是把帽徽和领章改变，统称为佩饰。除了船形帽，本来非常有特色的女兵无檐帽也被取消。军人的皮制武装带也换成人造革腰带。1965年6月1日，实施了10年的军衔制正式取消，“六五式”所要做的无非是把“五八式”解放帽上的小帽徽换成铝制红五星，用红领章取代了过去的领衔。一代使用了20年的著名军装，竟然就在换了一个帽徽和领章后便诞生了。

　　从军服的历史看，“六五式”最重要的改变并不在服装样式，而是取消了施行了10年的军衔制。“1965年取消军衔制，背后其实和降低部队薪金有关。”徐平说。早在1958年8月

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说肩上有花、薪水分级的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官不爱兵”。从毛泽东到彭德怀、林彪，全军很多高级将领出于不同原因，对军衔制都或多或少有偏见。部队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突出政治”，到了1964年，为了减少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薪金上的落差，增强军队和地方团结，中央军委开始考虑军队干部减薪方案。“1964年在北戴河，贺龙元帅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向毛泽东汇报全军减薪定级问题，贺龙请示是不是连军衔牌牌一起取消。”徐平说，当时毛泽东马上表示同意: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1965年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装样式的决定。规定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一律佩戴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原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兵种及各种勤务符号，均予废止;原大檐帽、女兵无檐帽、水兵大顶帽、军官武装带、校以上军官西式礼服和女裙服同时予以废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海军服装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颜色为深灰。以上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

　　如果不考虑到取消军衔和“五八式”的缓冲作用，“六五式”在军服样式上与“五五式”区别不小。不过“六五式”军服装备部队后，反应最大的是海军。“文革”时期海军对外还有交流，但“六五式”的灰色海军服和解放帽与国际海军军服相比差别太大。1974年5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海军在“六五式”军服上重新恢复了水兵服。同时全军女军人恢复了无檐帽和“五○式”军服旧有的裙服。徐平还记得自己读高中时一次穿过清华园，看到排队走来的一队工农兵学员中有几位穿着“五五式”水兵服的军人，帽子上的飘带非常好看。不过水兵们没能兴奋多久。6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乘坐海军导弹驱逐舰视察大港油田，和全舰官兵合影时，水兵帽上的金锚飘带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忽然皱起眉头，顺手把身边战士的水兵帽摘下，指着帽子上的飘带说:‘这玩意儿是英国海军为纳尔逊戴孝遗留下的传统，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为什么人民海军要跟着学？’说着把飘带弄到水兵帽里扣在战士头上。”

　　江青的历史知识没有错。1805年，纳尔逊率领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摧毁拿破仑舰队后重伤身亡。据说英国皇家海军为他发丧时，全体水兵在帽后缀上两条黑纱表示悼念和敬重。这是国际海军帽上两条黑色飘带来源说法之一。徐平说，江青的“极左”让1974年5月1日才换装的海军帽飘带刚飘了3个月，就在8月1日取消。为此总后勤部供应部专门下发了《关于水兵帽去掉飘带的通知》，不但新军帽停止生产飘带，为了缓解拆库存的巨大工作量，命令部队战士自行拆除。徐平说，当时很多士兵的对策是把飘带窝在帽子里，直到1977年恢复使用。

　　水兵飘带只是“六五式”历史中一个小小插曲，最重要的一次改进不能不谈1970年开始采用的确良面料。徐平说，这种新型面料的生产原料是美国杜邦公司发明的，由总后勤部研制出来的涤、锦、棉三元混纺布新面料。1971年4月，的确良军服单衣在北京、广州、沈阳、武汉、兰州等军区扩大试穿。最后确认采用涤纶50%、锦纶17%、棉花33%混纺的平纹布穿用效果最佳。在1971年6月4日批准定型后，改进的“六五式”被定为“七一式”，于1972年首先装备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等在京部队。直到1973年才在全军正式换装。

　　“虽然的确良成本相对较高，但部队以后每年只发一套军服了，节约了生产和运输仓储成本。”江源长认为面料上的改进，是军装开始在社会上流行的根本因素。

　　“无论华丽还是朴素，其实无关大局。”刘岩这类老军人对于“六五式”朴素样式和红五星的感情也许有个人因素。夏鹏泽则认为“六五式”的设计的确有独到之处。“今天‘六五式’军服比‘五○式’和‘五五式’更加深入人心，除了时间更近，‘六五式’军服的简洁大方也符合当时的审美观和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六五式’拥有的红五星和红领章等标志符号鲜明醒目。‘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鲜明标识，最能让人联想到解放军的红色本质。”-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26 一支军队的形象

　　32 “五○式”诞生记

　　38 从“五○式”到“五五式”

　　42 从“五八式”到“六五式”

　　46 从“八七式”到“○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