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七式”到“○七式”

　　表面看，今年全军大换装始于两年前一定范围的公开征集方案，它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显快速高效。其实这次成熟换装的踪影，早在20年前便可寻到痕迹。“八七式”军服才第一次有了礼服、常服、作训服、工作服的划分;10年前的驻港部队“九七式”陆军军服加入了冷色调元素，为这次陆军颜色大改变做了前期尝试。这像是一场风格越来越“国际化”的变革，而中国军服自身的特色也在摸索寻找中。

　　样式改变的背后，观念变化是更直接的推动力:中国军队正向国际化迈进，军服科技含量渐增。细微到个人来说，它意味着——“让每个士兵得到最全面、最实用的配备，只有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战斗平台，全军的战斗力才会得到最大提升。”

　　记者◎吴琪

　　80年代:单兵负荷量与服装材料

　　军服的面料选择时代印迹非常强，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所长杨廷欣从1978年调入该所参与研究军服，“那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减轻士兵的单兵负荷量”，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有明确指示。怎么让士兵轻装上阵？除却经济条件的限制，科研水平也是个决定性因素。从技术员到助理工程师再到高工、研究所所长，一路从基层科研干上来的杨廷欣说，现在的军服是要更漂亮、科技含量更高;而二三十年前的军服，很多时候还在解决“品种有没有”的问题。

　　“八七式”军服之前，在寒区一个战士的冬服配套包括棉花或老羊皮做防寒层，重达11.4公斤。全军被装按照气候区划供应，划分标准主要依据经验判断，结果“比如隔着一条淮河，淮河以南的官兵没有取暖费，南方湿冷地区容易冻伤，东北地区却很可能保暖过剩”。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气象资料，1月份我国最冷的是黑龙江漠河地区，综合温度为-35.6摄氏度，最暖的是海南岛崖县地区，综合温度为15.3摄氏度。“后来我们决定以它们为上下限，将全国分为5个气候区，每个气候区温度范围为10摄氏度左右。”新的气候区划依据气温、风速、湿度、地势，兼顾行政区划。

　　旧式冬服对棉花的需求量非常大，棉花及老羊皮作为天然纤维供应日趋紧张。以往部队为了测试新材料，让真人到最冷的地方去试验几个月，士兵易冻伤，数据的参考性也有限。军需装备研究所于七十年代末发明了暖体假人后，新服装、新材料的保暖试验科学、便捷多了。1985年，军需装备研究所张俊生、周国泰、张连璧等科研人员组成的攻关小组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条涤纶粘结絮片生产线，原理是将

涤纶短纤维梳理后铺成网，用粘结纤维将多层蓬松的絮片固定住，这样絮片非常蓬松轻便，保型性也好。涤纶絮片很快取代了棉花，获得了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周国泰带着多项技术成果在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八十年代新材料运用后，皮大衣被作训大衣取代，皮大衣只作应急使用，直接将寒区的冬服重量由11.4公斤减轻至7.8公斤。

　　“新材料的更换其实是个漫长的过程，最直接的是它需要经费做支撑。”1971年我军第一次采用化纤材料做军服，1985年团以上干部才装备了毛料服装。今年78岁的刘占英老人从1956年开始在总后军需部任职，亲历了军装面料的几次大调整。

　　“六五式”之后，军服酝酿的改革从1968年就开始了。的确良布做军服是否合适，这在当时是个值得专题论证的问题。刘占英记得反对的声音不断:“的确良布在当时可是很珍贵的，社会上都很少见，咱们军队穿不合适吧。”争论中，“军服最后样式的定夺，一定要通过最高领导的”。

　　军服的变动不同于一般物品，几百万军人的着装要有普及性，还得有前瞻性，“至少全军能用上个十年八年的”。这样大规模的物资需求，由总后军需部承办具体的工作，“当时军需部有两个部门来筹办，一个负责服装样式设计、研究面料颜色、供给标准等等，另一个部门负责材料保障和组织军工厂生产”。

　　一个重要议题是，在物资匮乏的六七十年代，有没有能力保障部队大批量用上的确良？纺织工业部的负责人表示能筹集到足够的布料，于是国家计委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批准使用的确良，这便有了“七一式”军服中俗称“的确良”的由涤纶、锦纶和棉花构成的三元混纺布。

　　那时候官兵的军服供给很有限，作训时穿什么，平日里还是那套衣服，因此服装必须肥大，适合摸爬滚打。“的确良”更耐磨，刘占英说，在它广泛使用后，“中国的军服从此不用打补丁了”。但是到了80年代，的确良很快显得落伍，原本神气的军服早已“赶不上城市里的时髦小青年，连铁道、民航、邮电、公检法等都配发了混纺毛料制式服装”。样式也显得土气，“肥裤腿、大裤裆、夏服领子闭得严”。部队发到个人的被装，干部人均74元、战士人均112元，已经不及城镇居民普通衣着消费水平。

　　毛料的供应成为80年代组织军服生产的关键。为了准备1987年的全军换装，总后军需部认为“鉴于军服从定型、备料、生产到装备部队，一般需要3～5年时间，1985年底以前必须向国家申请材料，特别是毛料。如果不预先计划，国家不可能在1年或半年内供应军队二三百万米的毛料”。后来任军需部被装处副处长的刘占英说，“八七式”军服的供应是部队最后一次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换装了。1985年11月全军被装总体论证会后，军需部向中纺部申请了250万米的45/55毛涤凡尔丁。中纺部同意分两年给，1986年给150万米，1987年第一季度给100万米，这才保证了新军服所需的原材料。

　　恢复军衔制:体制接轨国际化

　　军服体系的划分在1984才由中央军委提出来。不同于“文革”年代的决策方式，“八七式”的诞生显得漫长，“但是非常民主”。

　　1984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在批准“八五式”服装定型生产的同时指示:“军官制式服装，今后是否分为礼服、常服和工作服，请总后研究提出方案。”总后勤部1984年4月向全军发出《关于进行服装总体论证的通知》，成立了服装总体论证小组，赵南起副部长亲自抓军服工作。方案对现行军服样式、用料、性能、配套及穿着情况进行大面积的群体调查，还对美国、日本、法国、印度等27个国家军服样品和资料进行研究。方案设置了礼服、常服、作训服三个系列。

　　这时的中国军服，受到苏式军服影响越来越小，以美式军服风格为主导的国际风越来越明显。刘占英记得，1985年底由各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工委后勤部的参谋长、军需部长、被装处长等参加的全军被装总体论证会开了7天。军衔制的恢复此时已经显得迫切，“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军50年代的肩章大方、衔阶区分明显”。

　　1986年6月，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看了请示后做了两条指示，“实施军衔制和参考外军服装”成为最重点探讨的问题。直到1987年，研制论证长达4年之久的军服改革方案才原则批准定型生产，这批服装以批准的年度定名为“八七式”服装。在被装改革方案可行性分析的时候，按照当时设定的第一方案，每个军官和士兵的费用分别比1985年增长43元和29元，但是由于军队员额减少，经费并没有突破以往服装费数额。

　　今年92岁的开国将军贾若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国防大学的清静小楼里，耳聪目明的老人还清晰记得军衔制恢复的来由，他告诉记者:“要搞军衔制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于1980年3月12日提出的。”1983年初，担任军事学院副院长的贾老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任命书，任命他为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从贾若瑜的个人理解看，“在我军的对外交往中存在一个‘对等’的问题。人家有将军元帅，我们接待的人应该有相应的级别。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初期，虽然我军内部没有军衔制，但是对外打交道的时候是有军衔的”。取消军衔制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交往多了起来，“我们出国去，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无论官兵，军装上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需要恢复军衔制”。

　　中国军队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对外交流，在贾若瑜将军的印象中是1976年。从1976年开始，贾若瑜作为军政大学副教育长去了欧洲10多个国家交流，此时已经不是中国依靠“人民战争”的年代了。看到国外军队先进武器的贾若瑜感慨，“军队现代化是花钱买不来的，我们只能买来国外的二等货、三等货，最好的东西还是得自己去研制”。

　　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实行新的军衔制”。贾老清晰记得邓小平同志当年亲口说的两段话:“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军职以上，一职三衔。”小平同志曾解释，军职以上实行一职三衔，道理很简单，年轻干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点。和平时期中国军队不设元帅。

　　于是新起草的军衔制条例对1955年编制的军衔制等级设置做了调整。这次调整中取消了元帅;取消了大尉和大将，改为尉官和将官，设上、中、少3级;校官仍设大、上、中、少4级。军衔设置变成了三等10级。贾老说:“和平时期军衔等级简化，规格一般不太高，这也是世界各国军衔设置的惯例。和当时中国军队百万大裁军的背景也一致，和平年代对军队的要求有变化。”

　　新装故事

　　2007年的大换装工作从2005年初全面启动的。杨廷欣说，在多年跟踪研究97式服装基础上，这次在一定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召集军服设计方案，半年以后有七家单位的方案入选。“有东华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西安工程大学、大连碧海服装公司等七家”。这些从社会上召集来的方案相当活泼多彩，“有的特别古典，像袁世凯登基时穿的大礼服，有的将龙绣在了臂膀上，有的特别大胆，将陆军礼服设计为深蓝色”。

　　但是以杨廷欣这样的军队军服专家的眼光看，“他们只是从美的角度来考虑，不太了解制式服装的要求，这些方案挺有启发性的，但是不可能拿来直接用。我们的理解是，美与庄重之间有个度，中国特色要强调，但是绝不能炫耀”。军服是制式服装，不能太随意或花哨，对服装的内在质量有要求，保型性好，起皱后容易恢复;耐穿不起毛起球;颜色的色牢度高，不易褪色。

　　1997驻港部队军服的亮相，“其实是全军大换装的一个早期试验”，杨廷欣等专家这些年一直在进行跟踪调查。驻港军服品种系列更全，首次配发了毛衣，增加胸前标志服饰，“‘八七式’军服胸前是空的，里边搭配的毛衣也是个人自己买的，随意性很大”。驻港部队的海、陆、空三军有了自己独立的颜色，陆军军服增加了冷色调元素，变成了浅棕绿。

　　真正要确定全军广泛采用的新军服，程序仍然十分繁复。杨廷欣说，杨廷欣说，总部首长对军服论证工作指示很明确，对论证方案标准要求很高，全所的专家从选择颜色、研制面料、到工艺选择及服饰配套，进实验室，全部连轴转。大家都从染布开始，做了11轮样品，“每次都要配新的模具，最后做了几千件样品，上万件服饰才确定下来”。部队有句俗话，“穿出正规化、吃出战斗力、睡出好精神”，和平时期军服设计的选择余地更大，也更体现出中国自身的审美口味。

　　这次配发的服装种类更丰富。和平时期部队正规化往往是通过一些细节来体现的。以前一些高级将领出国访问时，外国接待人员不太理解，“怎么一坐下来，将军们的皮鞋样式各异，袜子颜色也不一样呢，让人感觉很不正规”。

　　但是国际化的过程也遭遇过尴尬。洋气的贝雷帽配发给中国军人后，曾让很多军人不适应。军需装备研究所主任夏鹏泽提到，他专门研究过不适应的原因，贝雷帽更适合“左右窄、上下长”的欧美人脸型，“有人笑话说中国人戴着像面点师，特别是戴上去之后用手抹一下才能歪，咱们军人不适应啊，这一抹之后也没有镜子可以照，谁知道歪得对不对呢？”“○七式”贝雷帽有了中国人自己的“改良”，杨廷欣说，他们在调查研究后调整了帽顶的尺寸，“右侧增加了一个暗扣，轻轻一按帽子就自然歪了，士兵们也不用拿手去抹一把了”。

　　陆军服装颜色这次由暖色调的棕绿色转为冷色调的松枝绿，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一再强调，“军服变颜色是个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的事情，既要考虑军服的群体美，也要考虑我国军服的历史因素”。杨廷欣说，蓝色做军服也非常漂亮，但是“我国陆军的颜色是从土灰到土黄，然后是草绿、黄绿、棕绿、浅棕绿，一直在绿色和灰色里边选择，所以我们不会突破这两个颜色来选择蓝色”。科研人员决定从冷色调的绿色系里边选色，“看到底是偏灰还是偏黄，或者是偏墨绿”，最终选择绿灰，然后调整到松枝绿。杨廷欣说，大家发现松枝绿显得东方人白皙，与海军、空军在一起也非常协调。样式也更加国际化，但兼顾了东方人的特点:春秋常服系列采用猎装式，腰间加条横带，衣服背后开衩，“这样会显得东方人的腿更修长”，束腰式的夏常服更制式化了。

　　要说最鲜明的中国特色，杨廷欣认为体现在标志服饰上。大量保留了我军的传统寓意:“八一”军徽、麦穗、松枝叶、天安门、齿轮等等。并且采用了国际队列礼服通用的绶带，“咱们的绶带男左女右，其实这是更体贴的设计。国际上公认的女装纽扣搭门是‘右搭左’，我们的女装从过去的一律‘左搭右’改过来了，右侧在上边之后，绶带在右方更自然。再加上女军人的卷檐帽，性别气息更明显了”。

　　从军服研究者的眼睛来看，军服的样式变化只是服装的“表皮”。“礼服常服注重样式，这是在显军威;但是工作服和作训服更注重实际功能，其中的科技含量最重要。”杨廷欣说，在士兵的个人防护上，我军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让人惊讶的是，部队的头盔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始，防弹背心的研究则始于80年代。这种研究在初期一直伴随着大范围的争论，反对意见在当时极有代表性，虽然在今天听起来像个笑话:“过去部队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说，我们解放军连死都不怕，哪里用得着研究防弹背心呢？”

　　美军的一份统计数据也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军队的个人防护观念。据美军称，由于给士兵配备了合适的防弹背心和头盔，朝鲜战争中他们的伤亡率减少了70%。军需装备研究所研制的第一代金属头盔叫做“GK-80头盔”，上世纪80年代生产，虽然远远晚于美国的M1头盔，可综合性能更好。但是1985年老山作战的部队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头盔的功能不够用。“GK-80钢盔”的防弹速度是366米/秒，破片来袭的速度超过这个数值时，钢盔就挡不住。

　　非金属头盔的研究成为趋势，而它的迫切动力在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驻港部队代表我国在香港行使主权，我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怎样体现呢？最直接的是军服，而且英军已经有了非金属头盔，所以我们研究所1992年就接到明确的任务，要让驻港部队在‘97回归’配备非金属头盔。”后来在1997年使用的非金属头盔重量比美国头盔轻，只有1.35公斤，价格也仅为美国头盔的1/2。目前我军已拥有系列化头盔，包括步兵头盔、伞兵头盔、装甲兵头盔、直升机驾驶员头盔等等。

　　防弹背心用在了1990年的亚运会上。当时亚运会组委会从国外买回软体防弹背心，“但是美式防弹背心主要防破片，如果要防直射弹，还得在胸前安装防弹陶瓷板，又厚又重，防护面积也只有胸前的一块”。中国研制的TF90-54式防弹背心采用鱼鳞状的防弹钢片，“五四式手枪的子弹速度为420～450米/秒，打不透我们的防弹背心”。军需装备研究所向1990年亚运会捐献了1000件国产防弹背心。杨廷欣说他们得到的启示是，不排斥国外先进材料，但是科技创新要靠自己。

　　武器装备是军队重点保障的，但是后勤装备落实到个人身上就是单兵装备。“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只有单兵防护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单兵装备的发展，国际上已作为重点研究，那就是“把一个兵派在野外，他应该可以用卫星定位仪器从总部接到指令和信息，能够侦察敌情、识别敌我，还要把情报发回指挥部。自己怎么保暖、怎样生存，如何自我防护。军服、携行具、头盔、防弹背心是重要接口，单兵装备如何携行和固定、悬挂，既要满足作战携行需要，又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工效学要求，还要具备多功能特点。每个士兵都成为一个战斗平台，这才是本质上最了不起的事情”。-

　　(实习记者王墨馥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26 一支军队的形象

　　32 “五○式”诞生记

　　38 从“五○式”到“五五式”

　　42 从“五八式”到“六五式”

　　46 从“八七式”到“○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