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意外

　　左元

　　采访地点：江苏省人事厅

　　采访时间：2007年7月19日

　　姓名：蒋正义性别：男

　　年龄：56岁

　　职业：公务员

　　对80年代印象：转型

　　人物档案：1970年，参军1973年，由北京军区推荐，成为天津美术学院工农兵学员

　　1978年，转业，进入某工厂1979年，调入江宁县广电局，后调入省市新闻单位，做记者

　　1988年，调入江苏省人事厅现为江苏省人事厅某处处长、江苏省公务员书画家协会副会长

　　当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屋子里不能呆，就在屋外。一条长板凳，我坐这头，她坐那头，一个15瓦的灯泡，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孔。

　　蒋正义：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南京，一直落实不了好单位，我一气之下去了江宁县——我是南京人，但是1970年征兵的时候，听说江宁的兵种好，北京高炮师，有车坐，我就从江宁应征入伍。

　　可是到了江宁，我被分配到只有13个人编制的拖拉机修配厂，当电工。

　　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年有三个月时间在军事博物馆帮忙，包括修复油画、用钢锯锯有机玻璃字做展牌，等等。在北京，经常到高干子弟家去玩，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机密的文件也能随时看到，见过毛泽东、

周恩来、乔冠华、章含之这些人。我转业的时候已经27岁“高龄”了，本来准备回来就找对象成家的，可是一到江宁，到了那样的单位，做那样的工作，落差太大，非常不能适应，心情特别灰暗，因此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心态，不大想谈恋爱。

　　部队要把军人变成铁、变成钢，才能无坚不摧。当年，一切温婉、一切妩媚都跟军人无关。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极其深刻。《红灯记》里面有三个英雄人物，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当时有他们的宣传画，我们把画贴在营房的泥巴墙上。师政治部主任来视察，看到了，没讲话。他走了半个小时，连队指导员来了：“班长，把李铁梅揭下来！”尽管李铁梅穿着红棉袄，攥着大辫子，怒睁圆眼，一点没有女人的柔情，但毕竟是年轻的女性，也是不能出现在军营里的！还有，当年，我除了三个月在北京，还有两个月到农村拉练，目睹了农民的赤贫，以及赤贫带来的痛苦，我一下子“老”得很快，悲天悯人，看到花枝乱颤的小姑娘就反感。加上我到了江宁，人生地不熟，觉得自己找对象的条件不具备，所以一直“按兵不动”。

　　左元：那时候江宁是南京的一个郊县，在南京人眼里还是“农村”。

　　蒋正义：我在江宁有战友，当时他们像疯子一样急着找对象。江宁缫丝厂，是妙龄女子集中的地方，每天下班，多少小伙子跑去“钓鱼”。看门的是一个50多岁的大妈，不知道什么心理，她非常凶狠地禁止小伙子接近：“你们都滚，这里你们一个钓不到！”我的几个战友每天晚上像馋猫一样围在那里转，我看着很好玩。

　　第二年，我在拒绝了四五个之后，有人介绍了现在这个人，当时被誉为“东山(原江宁县政府所在地)第一佳人”。她不认识我，我见过她，人品、长相确实都很出色。

　　介绍人介绍了她，我很奇怪：我在只有13个人编制的一个小厂当电工，她会找我吗？家里催了几次，我都没去见面。后来家里人说：“你再不去，我们无法跟介绍人交代！”

　　我想了一个对付的办法。我找出当年在部队画画的工作服，有补丁，有乱七八糟的油画颜料，穿上就去了。

　　那是夏秋之交的一个晚上，在她爷爷奶奶家，东山镇二马路的一栋平房里。当时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屋子里不能呆，就在屋外。一条长板凳，我坐这头，她坐那头，一个15瓦的灯泡，根本看不清对方的面孔，所以我白穿了那身破衣服，哈哈！

　　坐下来我就“开讲”了，我把我的缺点、可能遇到的人生的磨难一股脑儿地讲了，意思是你如果跟我谈对象、结婚是会有很多困难的。滔滔不绝地讲了20分钟，我说我28岁了，你24了，江宁这个小地方，谁跟谁谈过对象，马上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要给人留下谈对象的印象，这样不好，我就这个情况，你回去考虑一个礼拜，你愿意，给个回话，不愿意就不用回话了。

　　我像在部队给士兵训话一样，“训”完了，走了，回去呼呼大睡。第二天没事一样上班。上了两天班，把这事忘了，因为我觉得我以这种恶劣的方式对待她，她肯定不能接受的。

　　可到了第五天，她表姐回话了，同意！这一下，我目瞪口呆！我吃惊，有两个原因：一、没想到她会同意，我是恶劣拒绝的，没想到得到热烈的肯定；二、我就根本没想是不是跟她组织家庭，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但没想也来不及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三个月以后，1980年，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后我问她：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连他的五官都没看清，怎么就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大事呢？她告诉我，我们见面后第三天的中午，她有事要到一个同事家去。经过二马路一户人家，院子里面有一帮男人在高谈阔论，谈话的内容涉及我的部队生活，其中有三个是我的战友，把我说得如何如何优秀。她在门口听了几分钟，回去就做了决定。

　　左元：我在《校园民谣志》里看到高晓松感叹：80年代的女孩多好，只看男孩的才华！

　　赵主任马上把我拉到旁边，很严肃地说：“他们是日本正规书道研究团体，是国际友人，我们要讲中日友好……”

　　左元：1989年，您在鼓楼公园举办了画展……

　　蒋正义：当时举办个人展览的很少，都是一些卓然大家。本来那个展览是我和几个朋友的联展，结果后来他们打退堂鼓了，我军人的倔强劲上来了，我一个人办！

　　左元：当时的展览场馆也少，除了江苏省美术馆，鼓楼公园是南京最有影响的美术展览场地。

　　蒋正义：我有一张画，画了一根毛竹竿，伸出一丛新枝，发了几片新叶，我用小楷题了三行款，表达了我对竹子的感情。程大利(时任江苏美术出版社社长)看到了，说这个好，这个印在请柬封面上！

　　展览开幕，武中奇、赵绪成他们都到了，很热闹。忙了一天，下午，我准备回家，走到公园门口了，突然有人喊我，说省外办的赵主任带着一个日本书道研究团体来参观，团长要找我。

　　我回去了，团长通过翻译问我：“这画卖不卖？”他这一问把我问住了，我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略一沉思，一咬牙：“卖！”团长指着一张山水，让翻译问我“多少钱”，这又把我问住了，因为没有参照啊！展厅隔壁有个小画廊，陈

大羽的公鸡才卖300块一张，我这样的，没个价啊！我想了想，日本人有钱，我就“宰”他一下，一狠心，我说：“1500！”

　　1500块钱现在不算什么，当时不是小数目，而且跟隔壁的名家比，太高了。没想到团长二话没说，掏出日元就点给我。我当时连日元兑人民币的

汇率都不知道，他给了我，我也没数，就揣到口袋里。

　　就在这个档儿，代表团30多个成员各自选好了自己喜欢的画，叫我从墙上下下来给他们，我下不过来，叫服务员帮忙，也来不及，他们自己下，全乱了！我像一个收银员，胡乱地收着钱。

　　期间发生了争执，有四个人要我那幅竹子，一个40多岁的络腮胡子问过我价格，当时太乱，我没注意。发生争执了，翻译问我怎么办，我一急，随口说：“谁给的钱多就给谁！”赵主任马上把我拉到旁边，很严肃地说：“老蒋啊，我不认识你，我从你的简介上看到你是人事厅的干部，我觉得你这个话说得不妥。他们是日本正规书道研究团体，是国际友人，我们要讲中日友好，我觉得应该这样处理，谁最先要买的，就卖给谁。”我一听，有水平，就这么办！卖给了那个络腮胡子。

　　左元：日本大画家竹内栖凤有一张画，只画了一根粗竹竿，空中飘着一片竹叶。我估计你那张竹子受欢迎，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趣味。

　　蒋正义：半个小时内卖了38张画，我的一个朋友急了。还有人想下墙上的画，他制止了，跑到我面前，脸胀得通红的：“你穷疯啦？半辈子的精品，全卖了，以后怎么办！”我一听，对，不能再卖了！

　　那是我第一次“发财”。当时，南京画家像这样一次卖这么多画，而且价格那么高，不多。

　　左元：外国人有需求，但是刚开放，市场不成熟。

　　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深入到每个村庄，不断研究，拿出农村生产责任制试点方案。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接受不了，以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蒋正义：1983年，江宁县是全国农村体制改革试点之一，1984年，江宁县是全国整党试点之一。我当时在江宁广电局，两次都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

　　左元：农村体制改革是80年代的一个特大事件，请说说你的经历、感受。

　　蒋正义：参与了农村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我才知道什么是农村、什么是政权、什么是春种秋收生老病死。

　　我们工作组一直深入到村里，要把农村解放以后的经历摸一个遍，看体制是如何演化的，研究探索新的体制，改变一大二公的极左的路线，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深入到每个村庄，小队、大队、公社，一级级调查研究，找建国后的老乡长谈，找新干部谈，找农民谈，听意见，回去不断研究，拿出农村生产责任制试点方案。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接受不了，以为“辛辛苦苦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还有，从小队到大队，集体惯了，一下子分开了，怎么办，像农机设施、水利设施是集体化最大的成果之一，现在分开了，怎么处理？有的地方做得有些过分，把水利设施摧毁了。比如这条河原来是一个公社挖的，集体受益，现在分开了，谁都不管了，没人维修，成了干河，有的地方觉得吃亏，填起来种粮食了；有的地方，排灌站的电机被人砸了当废铁卖。

　　左元：你们在的时候就发生这些事了？

　　蒋正义：是啊，我们让破坏尽量少地发生，以有益于生产为前提进行改革。

　　左元：习惯势力很厉害。蒋正义：是啊，后来慢慢稳定了。现在，让农民再回到大集体，大概没人愿意。

　　左元：请总结一下对80年代的印象。

　　蒋正义：80年代在我国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开始，也是我由一个军人转化为老百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娶妻生子，换了两个单位，囊括了我“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