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追忆香港文化黄金年代

　　《事后：本土文化志》

　　陈冠中著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陈智德 撰文

　　多元共生的文化时代

　　时至今天，谈论香港时还有人袭用那老掉牙的过时卷标：文化沙漠，如果不是思想落伍、人云亦云，就一定因为没有读过陈冠中的著作。一九七六年，香港大学毕业后再从美国波士顿大学修毕新闻与社会学回港的陈冠中，与友人创办了《号外》杂志与一山书屋，《号外》在当时已是一份前卫的、走在前沿的文化刊物，但那前卫并非孤立的现象，在《号外》之前有《文艺新潮》、《中国学生周报》、《盘古》和《七○年代双周刊》，比《号外》稍后还有《文化新潮》、《破土社会文学集》、《女流》等刊物，它们译介外国前沿文化思潮、艺术电影、推动本土文学创作、关注国际局势、挑战保守建制，实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粤语流行曲、电影、电视剧等大众传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时代。

　　这段历史早有不同的作家和学者谈论过，而陈冠中在新作《事后：本土文化志》以及前著《我这一代香港人》、《香港未完成的实验》、《半唐番城市笔记》等书中，以特别有趣的、具记录性又不失幽默的笔触，为一个深具自信的文化时代造像。新著《事后：本土文化志》的记录从书店开始，被陈冠中形容为“启蒙小书店”的位于尖沙咀的文艺书屋，当年由小说家王敬羲主理，引进六十年代台湾的“文星丛刊”，让香港的文艺青年很早就能读到殷海光、李敖、白先勇等人的著作。另外在《自己开书店》一文，他谈论的当然是自己参与创办的一山书屋，也谈到当年香港的“二楼书店”实在不只是一盘生意，主事者大多具文化抱负，担当文化中介角色，甚至在七十年代那复杂的政治年代里，收集一些在中国内地已因文革而遭批斗的作家的新旧著述，“很有原则”地盗版翻印，在香港流通。因此陈冠中记述的可读性还不在于写出开办一家书店的过程，而是写出当年香港“二楼书店”的文化传承意义。

　　忆述《号外》之前，陈冠中还谈论影响好几代香港文化人的《中国学生周报》，该报由五十年代的南来文人创办，培育出七十年代大批著名的本土作家和影评人，而七十年代的文艺青年承接前代人的耕耘，自发地创办更多不同取向的刊物，其中七十年代初的《七零年代双周刊》亦为陈冠中所称道，该刊的重要性，在于它兼具前沿的政治性、理论性、行动性和文化性，其同人向往西方无政府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反抗港英殖民统治，以中英双语介绍外国政治理论，支持当时香港青年间波澜壮阔的各种学生运动，如保卫钓鱼台示威、争取中文成为法成语文运动、艇户事件等，同时包容本土文学创作，每期以大篇幅刊登诗歌，肯定是七十年代文化刊物的传奇。

　　至于陈冠中时期的《号外》是一本怎样的刊物？除了亲自到图书馆翻查该书，透过《事后：本土文化志》的记述，也可以引发饶有趣味的思考。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化青年不少都向往或倾向左翼思潮，然而左翼毕竟具既定立场，若从文化多元的角度看，也许《号外》持更能催生开放的讨论。早期《号外》以强调都市文化品位的美国纽约《村声》(Village Voice)杂志为楷模，没有放弃社会批判，但也提出支持改良主义者，与政府协商以促进监察，而更悦目的是《号外》从美术设计到文字内容风格所表现出的“小资趣味”。

　　香港价值的构成

　　有关七十年代香港的左翼或左派文艺青年及其文化，本书中有三篇文章论之甚详，分别是《左翼青年小圈子》、《作为名词的左派》和《作为形容词的左翼》，其中分别以“作为名词”和“作为形容词”来“形容”左派和左翼，亦可见陈冠中洞见中略带幽默的文风。香港左派具实际组织操作和特定的任务，作风沉实而低调；而文艺青年自发的左翼，则主要以七十年代学运期间大专界当中的国粹派和社会派为两种态度，由“关社认组”以至扎根本土，分别创建出不同的文化。

　　陈冠中具社会学及新闻学训练，回港后曾任报馆记者、电影编剧以至监制，他当年在《号外》也撰写多篇文化评论、报道和人物采访，其中包括轰动一时的“金禧事件”和“佳视事件”等，后来部分文章收于1998年出版的《香港未完成的实验》。作为传媒人，陈冠中在本书也提出对新闻实际运作与新闻理念教育的重要性，在《新闻写作学徒》一文指出二者的差别之后，让我们知道实际运作当然重要，但理念是不是应该更高？常见的论调总喜欢在谈论实际与理念的差别之后否定理念，然而陈冠中的比较不是要否定理念，相反地，他提出“新闻学院真正让学生终身受用的，不是技术训练，是人格培养”，可说是少见的掷地有声之言。

　　《事后：本土文化志》还谈论八十年代的新浪潮电影、前卫剧场、平面设计、时装、流行曲和电视文化，殖民时期的香港文化强调多元共生，带一点优雅的都市趣味，追求前沿而抗拒教条和老套，前沿本身甚至成为一种吸引和推动力，当年有众多追求前沿的青年，他们的文化追求和品位构成了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的香港，从文化理念思维倾向表现其时代性，一代人的文化史由此造就出，后人谈论的“香港价值”即由此文化理念共同构成。

　　然而此等理念却又是如何生成？由陈冠中的记述可以知道，殖民时期的香港文化与官方的关系甚少，香港文化几乎全属民间自发，也许官方的贡献就是积极不干预，任由文化自生自灭，却由于五十年代以来南来作家、学者和教育家的奠基、播迁，本地学子承接其文化传统，再透过外文书刊加上海外

　　书中所述的文化图景与今天香港当然已大异，过去的前沿文化趣味与今天强调的通俗趋向更大相径庭，此所以本书题为“事后”。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前沿力量早已消退，个中原因难以在此深究，大概部分由于九七回归后的政治、教育及人口政策，部分也来自经济转型以及本土自身的问题。本书以陈冠中的回忆为重心，或可说是一部个人经验回顾式的文化小史，读者不妨由他提供的线索出发，配合梁款、吕大乐、李欧梵、也斯、马国明、游静、洛枫等文化研究学者的著述，以见更全面的图景。

　　细读本书所记及其笔调，陈冠中对已逝图景的忆述并非怀旧，他更强调香港以往已建立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文化根基，在幽默和轻松的语调中带有态度上的倾向，仿佛在另一角度向今天的文化环境喊话：书中的记录大多已成掌故，但也让今天的人知道目前的文化状态，不是本然或必然地必须如此，它还有许多可能性，端看这一代人愿意塑造怎样的文化图景，在拆毁、重建、移植、屈从或不同的方案之间，作出怎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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