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表情：他人瓦上霜

　　刘瑜

　　如果有40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正义感，肯定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羞愧。但是如果这40万人是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2003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40万人的丧生，其中无数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世界上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达富尔危机定性为“屠杀”和“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有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40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40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可悲的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奔走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莫过于“拯救达富尔联盟”。它2004年6月成立，由1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于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年1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100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100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6月底该活动结束，第100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2006年4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示威，要求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这次示威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但最重要的是，10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并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了“询问候选人”活动，“逼迫”2008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年11月，他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2006年4月28日，850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和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学生们还成功推动了30所大学和8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等等组织，都纷纷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白宫群英”、“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

漫画、图书纷纷出台。去年12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

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强化了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去年8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对民间压力的呼应。

　　当然，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美国社会这种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万人为了远方的痛苦聚集到白宫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经济水平、长期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年卢旺达有50-100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当初的沉默不能释怀，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的危机反应激烈，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有效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10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方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最天然的同情心，他们是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作者系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