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遭越狱犯枪杀 家属申报烈士称号17年未果

　　对话动机

　　1990年2月9日，重庆北碚火车站两民警夏瑞武和毕富能被一名越狱犯枪杀，其家属申报烈士称号，17年未果。

　　今年4月，两位牺牲民警的家属分别将重庆市政府告上法庭，讨要“烈士”身份。7月27日，重庆市五中院以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牺牲民警家属表示将上诉。

　　昨日，重庆市民政局佘局长表示，目前对这件事不发表任何看法，“就让司法部门来解决这件事吧。”

　　本报记者和遇害民警的一名家属电话连线，了解他们申报烈士的初衷和状告市政府的想法。

　　对话人物

　　周敬益

　　62岁，牺牲民警夏瑞武的舅舅。17年来，他代替年事已高的姐姐、姐夫，为外甥进行申报“烈士”称号的相关事宜。

　　“为何非要强调壮烈”

　　新京报：法庭上，重庆市政府的代理人表示，不批准夏瑞武为烈士的主要理由是他牺牲得“不英勇”、“不壮烈”？

　　周：这个话，没任何依据。难道他一定要喊什么什么万岁吗？当时罪犯已经用偷来的手铐把他控制了，要抢他的手枪，他用脚踢对方，说“要命可以，拿枪绝对不行！”这是罪犯本人的口供中说的。这是非常英勇的。

　　退一步讲，国家规定申报烈士的条件就是被罪犯杀害。为什么非要强调壮烈？庭审时，我们问过被告，什么叫壮烈。他们给我们解释说，就是两个警察没对付得了一个罪犯。

　　新京报：为什么申报一拖17年呢？

　　周：瑞武牺牲当年的3月(1990年)，重庆铁路公安分局开始向北碚区民政局申报烈士，当年9月，区政府和区民政局向市政府申报。这之后，市民政局一直告诉我们“上面不批”。

　　2005年国务院颁布信访条例以后，我们两家家属开始正式写书面材料。

　　上次庭审，我提了两个麻袋去。那都是各方面的材料，有些最早的资料，纸都发黄了。我从40多岁跑这个事，现在60多，头发都白了。

　　新京报：夏瑞武牺牲前，工作状况如何？

　　周：出事的时候，瑞武才24岁，有个14岁的小妹妹。父亲刚刚退休，母亲没工作。

　　因为他是警校毕业，当时已经工作了7年，这期间他一直就在铁路派出所。有据可查，就在1990年2月9日牺牲当天上午，他还抓了3个罪犯。

　　新京报：夏瑞武牺牲后，有什么抚恤奖励吗？

　　周：瑞武被害后，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到北碚慰问。铁路公安分局发给我们一次性抚恤金总共639元、丧葬费469.71元，扣了瑞武生前借款900多元，我们拿到手的不到200块。

　　除了这200块，到今天为止，再没给过一分钱。

　　“起诉市政府有压力”

　　新京报：为什么你们将市政府作为这次起诉的对象呢？

　　周：是这样的，最后做出决定的是重庆市人民政府。他们去年8月发文，不批准追认为烈士。不批准的文件是市长签字的，我们只能告它。

　　新京报：作为一个普通百姓起诉市政府，感觉有压力吗？

　　周：肯定有压力。(失声哭泣)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17年，我们走得好艰难，能走的程序都走了。

　　起诉前，也有部门找我们，让我们撤诉。撤诉也可以，我们只要按规定还我们个公道。

　　新京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周：我们的理由非常充分，言辞也比较温和。如果法院再驳回，我们生命存在一天，就必须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新京报：花费17年做这件事，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周：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人已经牺牲了，对他的工作要有个肯定。第二个，用我姐姐的话说，她经常做梦，梦里儿子问她，究竟该不该(和罪犯)拼。这个称号，其实是对家里人的一个安慰。第三个意思，就是应该对其他公安干警有个说法，不然还有谁愿意献身呢？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评烈士，我们家属不是为了金钱，这17年，我们自己已经为这个事花了很多钱了，我花的差旅费就有八九万。

　　事件焦点：烈士称号该由谁来批？

　　7月27日，重庆市五中院作出行政裁定称，市政府享有革命烈士批准权，但该批准权只是民政部门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之前的一个内部审批程序，而最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是民政部门作出的颁发或不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的行为。所以，这种内部行政行为并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此，裁定驳回起诉。

　　昨日，原告代理律师王权认为，重庆市五中院的一审裁定中，认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民政部门是否颁发革命烈士证书，其依据就是政府是否作出批准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这一过程中，如政府未作出批准决定，民政部门就不存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的行为，政府的决定是起决定作用的决定，《革命烈士证明书》只是经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后，享有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及家属享受抚恤的证明，其本身不是一个审核或审批程序。

　　另外，王权认为，因为该决定是针对两民警作出的具体决定，是两民警不能享受烈士称号、其家属不能享受抚恤政策的直接原因，故不属于内部行政行为。而本案同理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新闻链接

　　《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可以批准为革命烈士。1983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民政部补充解释，凡属下列情形之一者，亦可视为“因执行革命任务遭敌人杀害”，批准为革命烈士：

　　(1)因执行军事、公安、保卫、检察、审判任务，而被犯罪分子杀害或被报复杀害；

　　(2)因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革命原则，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而被犯罪分子杀害或被报复杀害。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相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