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包河建设安徽浦东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2日15:53 《决策》杂志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快人一步的发展态势和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促使包河区决策层决心以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为标杆,以“三大布局”为铺垫,做引领安徽崛起的“发动机”和“弄潮儿”。正是“沸腾的包河”引起了《决策》的关注和期待——

  -本刊记者 贺海峰

  包河区因宋代名臣包拯而得名。这个5年前脱胎于合肥市老郊区的“安徽第一城区”,自合肥启动现代化滨湖大城市建设以来,汇聚了太多好奇而惊叹的目光。包河区由此真正开始成为“机遇的包河、沸腾的包河、焦点的包河、注意力的包河”。

  2006年,包河区首次将自己定位为“全国唯一濒临五大淡水湖的省会城区”,提出要打好“滨湖”牌、建设“安徽浦东”,打好“汽车”牌、建设“江淮车谷”,打好“包公”牌、建设“文化名区”。这种把握资源禀赋的发展方略,体现了包河区“独特性发展”的理念。2007年大年初一,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视察包河区,充满期待地说:“看了你们的发展目标,我很受鼓舞!”

  毫无悬念的是,包河区将成为引领安徽崛起的“

发动机”和“弄潮儿”。正是怀着这种期许,记者于日前来到这片激情燃烧的土地,试图深入解读包河区的决策背景、发展脉络以及美好前景,清晰还原那股压抑不住的勃勃生气。

  缘何打造“安徽浦东”

  包河区打造“安徽浦东”,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背景、现实考量和长远筹谋。

  从宏观层面来看,2005年,在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安徽高层欲借“东向发展”战略,主动融入长三角,与长三角实现无缝对接。更重要的是,紧接着,合肥市决策层出台“141”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而在包河区建设集省级行政服务中心、商务文化会展中心、省级休闲旅游基地、高档居住区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型滨湖新区,正是“141”战略的核心。

  2006年6月,包河区委、区政府敏锐地意识到,滨湖新区建设将成为包河区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天赐良机”面前,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安徽44个城区之首的包河区,将何去何从,又将以谁为标杆?

  在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包河区决策层给出了答案,“打好滨湖、汽车、包公三张品牌,坚持因湖作为,打造‘安徽浦东’。”旋即,包河区组织110名干部赴上海浦东新区集中培训一周,深入学习感悟浦东的开发模式、建设品位和发展境界,开启一场干部的“思维革命”。

  为什么要选择浦东?在包河区区委书记贺懋燮看来,省会城市和濒临

巢湖这种资源禀赋的唯一性,构成了包河区最宝贵、最核心的发展优势,也要求包河区在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首先打好“滨湖”牌。而之所以要打造“安徽浦东”,是因为浦东新区与包河区有着诸多的可类比性。在功能定位上,浦东承担着国家和上海对外开放“主窗口”的历史使命,而滨湖新区则是安徽与合肥展示奋力崛起形象,融入长三角的“门户城区”;在区位特征上,浦东滨海临江,包河滨湖依河;在发展层次上,浦东是全国第一城区,包河是安徽第一城区,今天的包河区就类似于16年前的浦东新区。1990年,浦东只是上海东海岸边一个偏僻、落后的小镇,在国内外默默无闻,从社会形态上看,城乡二元结构极为突出,全区仅有0.4平方公里的老工业区,文盲率高达17%;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从经济总量上看,1990年全区生产总值为60亿元,占上海的8%。相比之下,现在的包河区也正面临着经济社会结构城市化大转型的任务,但同时,包河区的起点又要高于1990年的浦东。因而,包河区打造“安徽浦东”,是一个内含着必然性的选择,所以合肥市市长吴存荣赞叹包河区:“我认真研究过当年浦东和现在包河的宏观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状况,发现你们包河人真聪明!”

  当然,打造“安徽浦东”,并不是说包河区在短期内就要像浦东一样,迅速积聚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借鉴浦东模式,秉承浦东精神,从而让现代、时尚、大气的包河区矗立在巢湖之滨,崛起于大长三角地区。

  基于此,包河区开始谋划“三大布局”,亦即调整区划、组建“滨投”、配备干部,构建空间、资本、人才三位一体的生产要素系统工程。

  区划之变

  2002年,合肥市区划调整诞生的由老城区街道和城市郊区乡镇组合的包河区,“城”与“郊”的融合渐进而艰难,撤“镇”建“街”、“村”改“社区”,这种“换牌”式的变化,并不能彻底打破城郊的体制和制度壁垒,其内在的城郊“排斥效应”,对包河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

  跟进合肥“141”战略,体现滨湖新区的“世界眼光、国内一流、合肥特色”,使包河区对旧有的行政区划进行新一轮的大调整,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所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区域的空间、产业、人口、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境等要素,消弭行政管理体制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迟滞作用,已成当务之急。

  2006年9月,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在市第九次党代会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合肥要建设“现代化滨湖城市”。党代会期间,包河区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连夜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商讨区划调整的可行性方案。据说,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11多钟。

  2007年4月,包河区按照“大区划实现大融入、体现大功能”的要求,实施了区划大调整。此轮区划调整,彰显的一大特点是,以明晰产业功能区来划定行政管辖区,从空间布局上突破行政管理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调整后,全区形成了主城区功能板块,介于主城区与滨湖区之间的工业、物流过渡板块,滨湖新区核心区域板块,都市农业观光旅游板块。自此,包河区委、区政府提出要“做精滨湖核心区、做强包河工业区、做优北部主城区、做美生态农业区、做特物流产业区”。“五区”建设,使每个街、镇经济建设特别是主导产业培育的方向都十分明确,充分体现了行政区、功能区的完美统一。

  以淝河镇(原义兴乡)为例。区划调整之前,全镇仅有一个拐角与老城区接壤,而且全部土地被分割为三块,其中一块地形狭长,连一个项目都放不下,几年前,镇里约请规划部门帮助做规划,结果人家说,根本没办法做。区划调整以后,淝河镇作为新老城区过渡带,开始与老城区融为一体,发展的潜能也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目前,镇里正拟依托自身独特的优势,打造“现代交通物流商贸区”,可喜的是,规划未出,就有项目开始不断涌入。

  而更具探索意味的是,为避免包河工业区管委会背上“大政府”的包袱,包河区在管委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骆岗街道,把大量的社会事务从管委会剥离出去,由街道承担,这种体制安排在合肥市园区中尚属首例。相对机制而言,体制是决定性的。包河区以园区为试验田,实行功能区和行政区两个优势的互融互动互推,以体制创新解脱机制困局,这种“嫁接”一旦在完善和实践中获得成功,必将为全省园区的体制创新提供一个成功的范本。

  由此可见,包河区此次区划调整,远远超越了浅层面的形态意义上的调整,而是延伸放大了“空间整合对于发展的意义”,理顺了行政管理体制,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为产业积聚、能级提升拓展了新的空间,势必将使全区的生产力得到持久的释放。

  “滨投”效应

  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是包河区前身原合肥郊区的特色。由此积淀的大量资产,由于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受产权模糊、管理落后以及部门利益的影响,长期以来普遍存在资产配置不合理和低效使用等问题。如何卓有成效地整合、盘活这些存量国有资产,显得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跨越发展期的包河区,对资金的渴求更为迫切,单纯依靠财政投入已是杯水车薪。

  在这些背景下,包河区决策层决定组建合肥滨湖投资控股集团(以下简称“滨投”集团),注册资本为10亿元。2006年12月,“滨投”集团通过了合肥市工商局的核准。据了解,这是合肥市第一家用“滨湖”二字注册的企业,包河区决策层市场意识之敏锐,由此可见一斑。

  “滨投”集团董事长张玉轩认为,组建“滨投”集团的意义极为深远。其一,可以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二,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介入,没有统筹“近期和长远、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整体成片开发,就可能有碍滨湖新区大规划的实施。“滨投”集团介入,它所具有的资本雄厚、政府责任和良好信誉等特质,能够实现有序开发、高水平开发、引领开发;其三,区决策层决策、区国资委出资、“滨投”集团经营的三层组织构架,决定了“滨投”集团必须履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产品的职能。

  比如,群众一直呼吁建设一条“宋街”,有关部门也制定了规划,但在今年的徽商大会上,该项目却少有投资者问津,这样的项目其实可以由“滨投”集团来开发。又如,包河区108个“城中村”的改造工程,也可以由“滨投”集团来承担。目前,“滨投”集团已经融资6000万用于开发地产项目“滨湖春天”,融资700万元用于“村村通”建设,其中一些资金缺口单靠财政是很难填补的。

  组建“滨投”集团,从根本上说,体现了包河区对传统财政观念的一种扬弃,或者说是一种新的解读,它跳出了“税收才是财政”的认知局限,而是把目光锁定资源、资本、资金,谋求三者的有效整合互动,实现“取之包河、放大包河、投入包河”的良性循环。它同时是对政府财政构成和作用的拓展和探索,用包河区委书记贺懋燮的话说,“滨投”集团将开辟包河区的“第二财政”,相对于保吃饭、保运转、有限的税收型“第一财政”,以保建设、保发展为要务的“第二财政”,具有可持续的融资功能,它的聚资空间可以用一个数学概念来描述:无穷大。包河区政府区长夏向东也认为,“滨投”集团通过“组、盘、融、投”四个工作链条,即组建团队、盘活存量、融通资金、投入开发,将建立起包河区实力雄厚的“第二财政”,破解发展资金的短缺瓶颈,同时,“滨投”集团的组建,釜底抽薪地完成了对国有、集体资产的剥离、重组,铲除了“部门利益化”的温床,大大促进了政府职能的回归。

  激活干部

  2007年4月至今,在短短两三个月内,包河区已调整交流了两批干部。从人数上看,总计调整交流145人,约占全区干部总数的40%;从岗位上看,涉及全部的街、镇党政正职和96%的区直部门正职。

  如此大规模地调整交流干部,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部分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客观存在的。其二,去年区四套班子集中换届、今年实施区划大调整,不少岗位空了下来。其三,部分干部因为年龄因素即将离岗。在包河,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去年的包河区,度过了一段“平稳、不平静、不平凡”的岁月,在省纪委的关心支持下,包河区历经了“大查处、大促进、大发展”的考验,而在风雨波折中,识别教育了干部,也检验发现了干部。大调整、大交流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

  按照常理,干部的大调整、大交流,势必会带来思想上的大波动。但在包河区,干部调整、交流却进行得非常平静、平稳。为什么?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大民主。

  何谓“大民主”?在包河区决策层看来,大民主就是“公开、透明、让群众没有怀疑的民主”。以前的民主集中制,总是难免让群众存有“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疑虑,但在这次干部调整交流中,包河区的理念与做法却让人耳目一新、为之一震。

  譬如,干部的选拔标准。一是突出强调“德、才、情兼备”,以区别于过去常说的“德才兼备”。贺懋燮认为,“情”就是心情、感情、激情,干部首先心中要有“情”字,要有感恩的心,感恩组织,感恩人民;要热爱这方土地,珍爱这个岗位;要有生发于责任的工作激情。否则,就谈不上有“德”,即使有“才”也是“死才”,最终难免落得怀才不遇。二是注重选拔特点型干部,辩证地看待干部的缺点,只要把握和利用好干部的特点,“每个干部都是可用而不可弃的人才”。

  又如,以前,考察组组长一般由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担任,现在则改由区委常委担任;以前,一般在本单位考察、提拔干部,现在则把所有区直、街道(镇)的领导岗位拿出来,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海推”、“海选”。

  正是由于这些制度安排,在接下来的“大考察”、“大测评”、“大推荐”、“大展示”、“大教育”等环节中,干部们的参与热情、内心激情才真正地迸发出来了。

  比如“大展示”。在考察干部的过程中,贺懋燮、夏向东等区领导一连主持召开了区直领导干部、街道(镇)领导干部、女干部和青年干部4次座谈会,实际上相当于4场面试,试题就是“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最想做的一件事、最想提的一个建议”。座谈会上,大家的热情空前高涨,畅谈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政治追求,而贺懋燮每次都作了“触及灵魂、终身难忘”的交心讲话。在“大教育”环节,考察组对每名考察对象的测评情况都进行了“原汁原味”的反馈,重谈缺点和问题,让每个人都“看到自己的鼻尖灰”。

  包河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卫国说,这一次干部调整交流,全部实行常委票决制,区委书记也只有一票。“大民主”的目的,更多的在于树立一种正确的、全新的用人导向,更多的在于营造出一种良性的政治生态、政治文化。

  比如会风问题。有一次,包河区委将5个会议并到一块开,时间总共花了不到两个小时,这种“精简”、“效能”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惊叹。现在,包河区从书记、区长到一般干部,在各类会议上的讲话“都很短”,用稿子的“极少超过三张纸”,“简约成了一种风气”。

  包河区的这些变化,看似是干部精神状态的变化,实则是包河人心态的一种演变。现在,在包河区,随处可以听到“新包河人”的定位,即理性而智慧、大气而开明、真诚而善良、正派而正义。这些变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包河人对城郊文化的扬弃,折射出包河人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期待与追求。这种思想文化形态的深刻转型,对包河区的干部群众无疑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为建设“安徽浦东”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

  “三大布局”的突破性意义

  “三大布局”,本质上是协调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激活生产力的重要举措。通过统筹配置全区的空间资源、资本资源和人才资源,包河区决策层不仅为打造“安徽浦东”扫除了必要的体制机制障碍,更为全方位融入合肥“141”战略埋下了伏笔。

  包河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快人一步的发展态势和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这一切无不令人艳羡。区位滨湖、汽车强势和包公文脉这三张品牌,不仅是包河区的比较优势,也是包河区的发展潜力所在。以“汽车”牌为例,目前,全区汽车企业总数达到11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1家,2006年产值近200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特别是江淮、安凯总部都坐落在这里,它们是中国上市公司汽车板块的两面大旗,其中,江淮汽车集团的效益位居国内14家重点汽车集团榜首,为包河区构筑汽车产业集群、打造“江淮车谷”乃至中部地区的“车谷”提供了强大带动力。

  但毋庸讳言,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包河区在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正因如此,包河区决策层才提出了“南学上海浦东、北学天津滨海”,实施了空间、资本、人才“三大布局”。这“三大布局”在同一时间整体推进、有序展开,对包河区残余的“农郊文化”无疑是一次涤荡、一次颠覆。古人云:“不破不立。”而包河区的“三大布局”,恰恰体现了“破”与“立”的有机统一。

  在包河区,《决策》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崛起的安徽,首看机遇的合肥;机遇的合肥,首看战略的包河。”在中国改革从单点突破向综合配套转变、从沿海地区突破向内陆省份攻坚推进、从局部探索向全局示范转型的重要关口,包河区赋予自己这样的期许,无疑是“浦东精神”的又一次彰显。作为“安徽第一城区”,包河区遇到的问题,也许正是中西部地区很多城区正在或即将遇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包河区的探索和实践,势必为后来者减少改革成本、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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