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情到辛酸 三代人的法学之路

　　本刊记者/赵晓秋

　　故事1：陈宜80年代的热情

　　“当初的物质条件很苦，但生活的主题只有学业。”尽管1981年已经变得有些遥远，谈及26年前的法学院生活，陈宜的声音依然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味道。 “为什么会选择学法律？”如今已经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的陈宜也经常会被自己的学生问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没有很复杂的理由。因为我是四川人，在报考大学时看到西南政法学院在四川省招生的人数很多，所以就报考了。”就是基于这样的偶然性原因，陈宜成为西南政法学院法学专业81级学生。而这个时候，夏勇、贺卫方等78级学生已经上大学四年级了。

　　对法律的热情表现在方方面面

　　“文革”期间，西南政法学院的教师并没有被解散，而是留校“闹革命”，所以高考恢复后，学校的教学很快就恢复了。但当时学校的整体物质环境相对落后，“仓库一样的大教室、拥挤的澡堂、雨后泥泞的道路”。 不过物质上的简陋无法阻挡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陈宜用“热情”概括了对西政的印象，“这种热情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教师由于10年未曾施展教育才能，对法学教育积压了大量的热情：“老师都是特别认真地备课，我们有些老师是四川本地人，说起普通话来有点可笑，但非常认真地讲课。” 同样，10年“文革”，让中国和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图书馆、教室、食堂和宿舍，四点一线之间，都是陈宜他们埋头苦读的身影。他们立志要为百废待兴的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因为法律专业被搁置了很长时间，法律书在那个时代十分宝贵的。实际上，陈宜他们用的教材都是本校老师自己编制印刷的。但这些并没有丝毫减低他们对法律的热情。 “同学们都是非常的地刻苦，没有人逃课。即使下课，大家也不肯散去，都围在教师身边提问。有的同学没问完，还要追到老师家里去问。”陈宜感慨地说，当时的学习气氛，只能用热情高涨来概括，这些似乎从现在的学生身上已难以看到了，当然像中国政法大学这样两地办学给师生的交流也造成了一些阻碍。“当时师生之间的互动很多。不像现在300多名学生才一个辅导员，那个时候80多名学生就有一个班主任，老师和同学是天天接触。任课教师也经常去宿舍和同学交流。大家没有被放逐的感觉。”

　　热爱自己曾最不喜欢的教师工作

　　大学时的陈宜没有担心过毕业后的出路，当时国家“统招统分”的政策让陈宜的生活主题只有学习。“可能与现在的同学们相比，我们那个时代，同学看问题的功利性比较小。当然，这也是那一个时代所独具的特色。” “大学三年级，老师带领我们去实习，这也是院里的集体安排，自由度不是很大。当时全年级600多个同学一起出去，要在外面实习3个月。”陈宜用“受益良多”形容了自己在法院刑庭实习的感触。“在法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办理了很多案件，阅卷、会见被告人，还要开庭审理案件，我还担当过审判长呢。总之，学到了很多东西。” 经过这次实习，陈宜立志将来毕业后要去做法官，因为法官给她的感觉是“代表了公平、正义、为民做主”。 命运没有按照她的设想运转。1985年，陈宜被分配到了四川省自贡市政府办公厅从事公文处理工作。她的同学也分别去了大学、各地的高中级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工作。 3年后，陈宜选择了重新念书，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业的研究生，师从樊崇义教授。刑事诉讼专业导师们的严谨治学态度让她受益匪浅，樊崇义老师的言传身教及严格要求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她。两年半的研究生生活结束后，陈宜留在了中国政法大学，选择了她曾在本科毕业时最不喜欢的职业——教师，并一直到今天。选择了做教师，就选择了责任。 很多年过去了，当陈宜自己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结束后，感触颇多的她给自己的导师发了一条短信：“我的研究生毕业了，谁的学生像谁，治学态度及为人，感谢恩师十几年前对我的培养，我也像你曾经对我一样对待我的学生。我想我没让恩师丢脸，我很努力。” 反思：如今，经历过法学本科教育近30年发展的陈宜意识到，现在的学生面临的处境与他们那个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扩招所带来的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同学们开始更多的从个人地实际出发，“只选修对自己眼前有用的课程”。针对这样的变迁，陈宜说她开始有意识改变自己的教学思路。“我不仅仅要给他们知识点，更要引导他们进入法律人的角色，用法律人的眼光看问题、用法律人的思维去分析问题、用法律人的方式去处理问题。”

　　故事2：赵楠在90年代不断洗牌

　　1996年，重点高中文科尖子生赵楠在填写高考自愿时，没有想到今后他要花费10年甚至一生的时间来研修法律。“招生目录发下来，各个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根本就不了解，也没有过毕业后的职业规划。”如今在清华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赵楠用“被动”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老师替自己选择了法律

　　地方信息的闭塞，让赵楠只能通过老师的建议来确定自己未来的道路。“老师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渗透‘新闻、经济、法律是热门专业’的信息。”在老师的影响下，不同于“把自愿表格填满”的同学，赵楠的报考自愿表上只有一个专业——法律。 赵楠班级1/4的同学选择了法律专业，“因为老师说了，学法律的收入和社会承认度都很高，好找工作。” 来到大连一所专业类学校念书前，赵楠对法律的理解就是“背法条”。入学后，赵楠开始接触《法理》、《宪法》，这时他的感觉“并不像父母和老师说的只要记忆力好就可以学好法律”。 “听不懂”让赵楠困惑了很久，加上英语过级考试的压力，赵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学法律的料。 这种怀疑直到大学二年级《民法》、《刑法》课程开设后，才有所缓解。“对法律开始有认识，知道法律是干啥的了。”赵楠说，他和同学们意识到法律是门很深的学科，大家还开玩笑说：“谁要把民法研究通了，头发都得掉光。” 一直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干什么的赵楠进入大学四年级后，明显地感觉到了气氛的紧张——“师兄师姐是一个人有几个职位可以选择，但轮到自己却反过来了，是两三个人在争抢一个职位。”而且赵楠也感觉到，社会上对法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很多单位只接受研究生不要本科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读书考研究生似乎成了赵楠的出路。 对于选择考研，赵楠说不仅是就业的压力。“我们都是各地的尖子生，但来到学校后，却有受骗的感觉。”赵楠说，刚上大学后，他经常和在北京大学等名校读法律的同学通信，大家把各自学校的课程表互相邮寄并比较学校的师资水平。通过这种方式，赵楠感受到了自己学校信息的封闭和师资力量的薄弱。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法律的学校。

　　要做社会需要的法律人

　　赵楠希望通过继续升学提升自己的想法，因为考研失利而破灭。“当时大家都开始和用人单位签约。我却放弃学校签三方的传统道路，一个人去北京闯荡。”赵楠坦言自己这种做法冒了“很大的风险”。 只身来到北京后，赵楠发现地方院校毕业的他很难在北京立足。“圈子很窄，不好找工作，讲究出身”是赵楠对法律职业的感触。“每次面试，当别人表示对我的毕业院校没有听说过时，对我都是一种打击。”赵楠意识到要想在不属于自己“地盘”的北京站稳脚跟，必须通过考研或是出国来“洗牌”。 然而赵楠的再次考研，还是以失败告终。“觉得自己的积累永远不行，本科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面对现实，赵楠开始在北京从事一份与法律无关的工作，“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兴趣点”，就在赵楠想“打道回府”的时候，命运却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随意的第三次考研成功了，他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每年交纳1万元学费的通知。虽然学费给赵楠的家人造成了巨大压力，但在念书这件事情上家人和他没有任何分歧，因为家人认为这是赵楠洗去自己过去身份的机会。 3年后，想以法学硕士身份找到好工作的赵楠选择了攻读法学博士，因为他在法律学术这条路上已经越走越顺，也越有信心。 赵楠说，虽然当初自己也曾对法律表示过迷茫，但他还会建议自己周围的学生在高考时选择读法学，“这就像炒股，有涨有跌，但大盘还是上涨的。社会是需要法律人才的，关键是你能不能达到它所需要的水准。” 反思：“我直观地认为，很多大学的法学院应该立即裁撤掉。不少学校无法培养出合格的法律人才，这是误人子弟。”赵楠说根据自己的经历，他认为法学是专业性特别强的学科，很多人选择读法学硕士不仅仅因为他的知识点不够更多的是因为他的阅历不够。“选择学法律就要付出更多，临床医学要7年才能出师，法律凭什么4年就出师。它们都是治疗学，区别只是一个治疗人的身体，另一个治疗社会关系。”

　　故事3：彭国旭2000后就业辛酸

　　1983年出生的彭国旭常被称为“80后”的一代，不同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弥漫的今天，在同千军万马的考生一齐涌向独木桥——高考后，彭国旭开始以“职业”的角度考虑大学专业的选择。

　　为了当律师而选择法律

　　“将来当律师”是彭国旭选择法学专业的职业考量，尽管这种考量有些简单：“对法律的印象比较好，因为从电视上看港产片，觉得出庭大律师特别气派，能左右很多人的命运。”同样彭国旭也从媒体“1万多名中国人才拥有一名律师”的报道中肯定了自己对律师职业的判断，“感觉这个行业就业不成问题”。 高考填志愿时，彭国旭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法律专业。在上了大学后，彭国旭才知道他是所在学校招收的第一届法学本科生。“在开学典礼上，老师就坦白地对我们说，我们的法律系是刚刚成立的，教学经验不是很强。”彭国旭说，他们的不少课程都是律师过来讲课，“教师都是看着教材讲教材”。 这些“欠缺”没有让从小缺乏生活压力的彭国旭担心和懊恼。逃离父母监管和高中紧张学习的彭国旭不是很想学习了，“大家玩心很重，玩网络游戏、上网看帖子，很少有学生去做学问”。 对于当时法学院的学习生活，彭国旭的记忆就是“上课只要坐在那里就行了，考试前来个临时抱佛脚，熬它几个晚上，及格就万事大吉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转眼就到了大学三年级，彭国旭开始离开学校第一次走向社会去实习。“实习时去了法院的经济庭，基本上就是帮助书记员整理卷宗，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就跑到别的法庭去旁听。”两个多月的实习很快就过去了，彭国旭此时才真切地感受到“庭该怎么开的、传票和诉状是怎么写”，“大学课堂上的知识太理论化，太空洞，没有和实务相结合。”彭国旭感慨地说。

　　发现自己是穿着西装的社会底层

　　扩招所带来的教学资源的扩大让彭国旭拥有了走进大学校园的机会，但也让这批大学生由“天之骄子”变成在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上为2000元的底薪激烈竞争的“打工者”。 2006年大学毕业的彭国旭真切地感受到工作真是“人多地少”。“参加招聘会，人山人海。要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很难。法院和律所都要有司法考试合格证的人。”原本彭国旭也想像其他同学一样不找工作，复习功课考研。但家里为了给他支付每学期4800元的学费，已经欠了外债。生活的压力让彭国旭必须选择就业。通过亲戚的介绍，彭国旭开始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打杂工”。 真正工作后，彭国旭理解了师长们说的“大学里混日子，毕业后迟早是要还”的意义。“在工作中才发现自己懂得太少，在别人说话时不敢发言，做事情很胆怯。”此时，彭国旭不得不重新拿起课本重新学习。“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能干什么。” 而且，他发现周围的律师和他以前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律师行业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有的律师是百万富翁，有的律师常年住在地下室里。以前认为通过做律师，我能变成社会上层，其实很多律师是穿着西装的社会底层。”彭国旭说，虽然毕业以后的路不好走，但他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工作后，我才发现法律就像一座金矿，也许我用尽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开采到金子。但通过这几年的学习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事情会用法律的理性思维来解决，并且在生活中加强了维权意识。我会一边工作一边争取通过司法考试。”彭国旭说，没有司考证就像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医生没有行医证一样，寸步难行。可以说，拿到司法考试证是包括彭国旭在内的每一个法学专业的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反思：我觉得我们的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是一种基础教育，不应该是一种扫盲教育。现在，法学院的学生学习后，懂法了，可是他只是懂了而已，并没有学到一种有用的能力，所以很多法学院的学生找工作的时候迷茫了。我们班的同学真正学法律做法律职业的人数不到10%，其他人都改行了，因为没有技能优势。法律的很多东西不是二三十个学时就可以阐释清楚的。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7月下半月刊)